原标题：专访防控专家吴浩：常态化防疫，社区医院要建“哨点”
新京报讯（记者 张璐）全国政协委员吴浩的战疫和履职经历，可以用一长串数字标注：在武汉的51天，他带领中央指导组社区防控专家组，走遍了13个区、300多个街道、500多个小区、16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梳理了1275条问题和建议，为中央指导组科学研判疫情提供了一手资料。抵鄂第三天，专家组就提出了“小区封闭”管理建议，建议被采纳后，有效遏制了疫情在社区的传播。
在武汉的51天如何度过？未来常态化防控要注意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专访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中央指导组防控专家、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吴浩。
谈援鄂：梳理1275条问题，条条有对策
新京报：你曾经是抗击非典的“老兵”？与17年前相比，此次工作有何不同？
吴浩：17年前，我第一批到达非典一线，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工作。我当时啥也不想，就专心把救治的活儿干了，是“执行者”。
这次，我作为社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带队，是决策的“建议者”。建议如果提错了，不能复盘，损失会很大，这种压力是巨大的。所以要有科学精神、充分的现场调研，要用眼睛看，要深思熟虑。这次武汉之行，我瘦了十几斤。
新京报：你在武汉进行社区防控工作，具体内容有哪些？工作强度大吗？
吴浩：我们的社区防控小分队由基层全科医生、疾控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到达武汉第二天起，我们就奔赴13个区，和当地指挥部联络员一起实地调研小区、隔离点、养老院等情况。我们发挥了侦察兵、战斗员、指挥员的作用，就像中央指导组布在各个区的“眼睛”，不仅要发现问题，也要解决问题，督导当地改正问题。
第一个月的工作节奏尤为紧张，工作到半夜是常事儿。我最晚工作到凌晨4点，当天把“农村和社区防控方案”写好后，发到中央指导组防控组的群里，发现大家也都还没有睡，还有人对方案提出修改建议。
在武汉的日子里，我们社区防控专家组梳理了1275条问题，每一条都要提出对策建议，建议一定要可实施。比如我们提出“居家封控”，社区问，小区没有围墙怎么办？我们就建议用建筑物挡板、甚至用汽车、共享单车等交通工具等封住，进行物理硬隔离。
后来我们发现，封闭小区后，慢病病人用药困难，我们又及时建议采取药品下沉、代购、家庭医生跟进咨询等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
新京报：2月9日，江岸区率先进行封闭小区管理，随后推广至全武汉。专家组提出“封闭小区”的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吴浩：这个病非常狡猾，有一些是无症状感染者，很难鉴别，初期核酸检测能力有限，所以要采取“封闭小区居家管控”，一方面，健康人居家可以避免被感染，保护易感人群，另一方面，风险人群不出来，可以控制住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我坚信即使居民有一段时间呆在家里，也会有基本的物资保障，不会因为暂时停工影响生活。武汉前后动员了4万多名党员、机关干部和5万多名志愿者，参与社区的联防联控，形成了1000万人的物资保障。前期难免出现稍显混乱的情况，后来捋顺之后形成了高效的体系。在此过程中，也感谢武汉人民的巨大付出。
新京报：此次援鄂有哪些体会？
吴浩：我对这几年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感受很深。武汉封城，打的是“消耗战”。这也能看出我国工业链、制造业的强大。尽管部分工厂暂时停工停产，物资保障也很快就供应上来，这是国力的象征。同时，互联网的发展，远程医疗、无接触配送、网购、健康码等也在防控、保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进入疫情防控新常态，一方面要群防群控，另一方面要打“科技战”。此次疫情初期，核酸检测试剂盒很快研发生产，但目前检测需要送到实验室，需要几个小时出结果。未来的理想状态是研发快速检测试剂盒进行初筛，几分钟出结果，并且可以在社区医院和家里检测，为大规模复工复产提供保障。
谈常态化防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平战结合”
新京报：此次疫情发生后，有观点认为应给予疾控中心一定权力，对此你怎么看？
吴浩：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并非疾控没有权力导致的。疾控部门是专业技术部门，需要给出建议，而不能做成政府部门。
我认为，公共卫生是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社会的集合体。预防是防范传染病最好的手段，要和“健康中国”、“健康社区”关联起来，是整个体系的构建。因此，不是要补“疾控”的短板，而是要补“公共卫生”的短板。
医疗卫生业务部门配备领导干部时，要分层级配一些相对专业的人。同时，现有的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到“平战结合”，而非单纯增加疾控的编制。否则疫情结束后，人员过多却没有等量的工作要做，可能留不住人才。
新京报：包括你在内的专业人士呼吁，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发挥重要职能。此次抗击疫情，社区卫生中心发挥了哪些作用？
吴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平战结合”很好的例子。此次，武汉530个密接隔离点和康复驿站，都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在工作。北京也培养了大量的流调和核酸采样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同样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可以就近对居家隔离人员上门采样，避免高风险人群流动。
要用平时的防治实践，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有“练兵”的机会，“战时”才能赢。平时培养他们具有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战时”作为“部队”随时调用。
公共卫生是多学科构建的体系，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于预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长期和老百姓打交道，平时做健康教育，也看病人，知道老百姓想什么。疫情期间，全科医生发挥了作用，知道如何动员民众参与到联防联控中。
新京报：未来常态化防疫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做到“平战结合”？
吴浩：北京提出，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筛查哨点，提高居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加强传染病防控的社区基础。3月下旬起，上海在117家发热门诊的基础上，增设18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承担发热患者的筛查、登记、转诊、跟踪等工作。
我认为哨点建设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筛查，二是对筛查排除新冠肺炎的、患普通感冒发热病人的诊治，可以解决大医院病人集聚的问题，减少交叉感染。小孩子经常感冒发烧，不能都送到儿童医院治疗。
发热门诊是探头，哨点是监测网和防治点，要织得更密。全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将“哨点”建立起来，设立单独的“诊室”进行检测，作为常态化防疫的举措。
新京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是否存在瓶颈？还能从哪些方面加强建设？
吴浩：2009年-2018年期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多强调基本公共卫生，抓医疗抓得少。在百姓看来，医疗才是雪中送炭，公共卫生只是锦上添花，给百姓带来的即刻“获得感”少。
其实，公共卫生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居民长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接触，才能获得健康咨询，把健康素养培养起来，使人人有防控意识。防控传染病，其实也有赖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今年春季大家感冒的少了，与科学佩戴口罩不无关系。与其问疫情何时出现拐点，不如关注民众科学素养的养成。
慢性病也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通过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不会把小病拖成大病，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2018年开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医疗方面的建设，但目前软硬件仍需加强。比如北京2006年设置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标准，10多年过去了，有些“配置”已经满足不了需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建预防保健科，妇保、儿保等要标准化，提供更多服务项目，都是需要房屋的。国家要对“强基层”给予更多支持。
另外，社区医疗机构也需要百姓的理解、信任和认同。行行出状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照样有一批优秀的医护人员，要让他们有职业荣誉感。
谈履职：不断学习，曾半夜向“老委员”取经
新京报：作为第十三届“新委员”，请谈一谈两年来的感受？
吴浩：我是本届新委员，2018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就作为基层委员走上了“委员通道”，深感责任重大。两年多来，我积极参与政协活动，努力发声。我长期在社区和百姓打交道，可以把百姓身边的事情写成提案反映上去。
第一年，我的提案是把慢病纳入门诊报销，得到国家医保局的积极回应。去年，我的提案是“把智慧医疗在基层医疗中普及”，相关工作正在推进。
我也在不断学习如何当好委员。我认为，委员提出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给出可执行的建议和方案。
新京报：此次抗击疫情，你作为委员如何履职？
吴浩：2月初，我就和“老委员”、相关专家一起提出“以县域为单位分级分类精准防控”的建议，被中央采纳。
我和其他委员们经常在“委员群”探讨疫情防控。在武汉，有时候我遇到问题，半夜在群里向他们“求助”，医卫界别委员从各方面帮我出主意。在此过程中，我也学习到很多“老委员”专业严谨的精神。
新京报：你今年的关注点是什么？
吴浩：我们医卫界别委员正在准备一个共同的提案，关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问题，把这个问题调研清楚，写透彻。
新京报：你对今年的两会有什么期待？
吴浩：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建设和国际关系等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期待通过委员建言献策，发挥智库作用，推动国家进步，增强人民福祉。
新京报记者 张璐 协作记者 王嘉宁
编辑 白爽 校对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