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在争取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过程中经历了封建主义制度的自身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多种借鉴,付出巨大代价,但都遭到了失败。为什么一些在西方国家能够获得成功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却行不通?我们可以从中华文明的传统及其特质来分析。

中国与西方的“合”“分”差异

作为炎黄子孙,国家统一是中国人的最大共识。

中西方政治体制不是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是文明基因的不同。在“大一统”政治传统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合”,而西方文明更注重“分”。自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国家一分再分,再未聚合。而中华文明流而不断,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没有分崩离析,根源就在“大一统”政治共同体。“大一统”塑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政治底线,决定了中国总是把国家统一视作必须恪守的最大共识,从不以大中华解体为代价。因此,1840年以来,即使中国处在最弱的时候也没有分崩离析,曾经出现过的300多个政党、100多个军阀,没有一个敢公开打出“独立”旗号,相反都要追求“统一”。国共两党激烈角逐的结果亦表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体现出全面的先进性,特别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成功重建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实现了政治的统一、经济的集中、人才的聚合、文化的共识,才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主心骨。

中国与西方的“民本”差异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中国现行的是人民民主,这是中国民本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国数千年民本传统相比,英国直到1928年才实现了平等选举权,西方现代民主的真实年龄只有92岁。西方民主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代议民主,以选举为最高诉求,撕裂社会共识,分权制衡变成否决政体,民粹泛滥,党争不断。中国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凸显人民民主的真谛。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承担无限责任。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合作协商制度,既代表广泛的直接利益,更代表深刻的根本利益;既代表界别局部利益,更代表全国各族各界整体利益;既代表流动的民意,更代表稳固的民心。

中华文明中的“均平”思想同西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厚殖财富的思想也存在不同。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社会均平精神,“大同”理想可谓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最早版本。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与资本扩张的逻辑完全不一样。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它的根性与逻辑永远是利润的无限度攫取和资本的无限度扩张,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行业垄断,这正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传统所反对和摒弃的。

中国与西方的“义利”差异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中国始终本着平等与包容的态度。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的预设相区别,中华文明倡导义利相生、取之有道的商道精神。比如,近代民营经济的拓荒者、中国工业化的先驱张謇,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与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完美结合,充分诠解了中华商道的精神内核。中华文明从来都是把市场、商业与财富置于养民教民、利用厚生的更高阶目标之下,远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万能”“市场社会”同日而语的。

由价值观扩大到世界观,中华文明始终奉行“天下”理念。与资本主义扩张排他的文化不同,它塑造了“兼容并包”的文化共同体,贡献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提出了“四海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而西方霸权国家依然沿袭着“帝国”做派,或垄断市场,或军事干涉,或颜色革命,打造了一个在现代文明外衣下的“霸权世界”。

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许多价值理念与中华文明存在着基因上的冲突。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之一。

潘岳,男,汉族,1960年4月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正部长级)。曾先后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七大、十九大代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