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召开。
会议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周南副司长主持。包括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胡存智等在内，与会嘉宾对周牧之教授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和宝贵的建议，高度评价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研究开发的意义，并指出了该指标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本文为研讨会的精彩要点摘编。
赵启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 （书面致辞）
我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提供了理解和治理城市的新的理念、话语和框架。我感到这是对中国市长和他们的助手用处很大的参考书。1990年代我本人在上海担任副市长期间，还兼任了浦东新区的主任和书记，负责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好的参考书。
人的成长需要有许多指标来描述。今天检查身体，至少有几十个重要的指标。三十年前，我们自己，甚至保健医生可能都对现在普通人都了然于心的健康指标不甚了解，何以能“科学治理”我们的身体？三十年前，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到70岁，而现在，则接近80岁。这个变化过程，健康指标，功莫大焉。
同样，几十年前，我们对城市这个“大健康系统”应该用什么指标来描述也并没有特别着重。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做一些考虑，就制定了城市发展的规划。这在现在看显然就觉得有些粗糙、有点武断了。今天，如果要对城市进行比较精细地规划与管理，就必须对城市有清晰的概念与研究，就必须导入综合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因此，中国城市建设需要“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所提供的理念、合理性和综合性的框架，并在精密的数据分析和深入地研究后，指出应该做什么“治理”。这已是时代的呼唤。
我相信云河都市研究院和相关研究学者一定会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成就的事情很多，可以作为的空间很大。比如说，建立一个当代的或者现代的城市学，为城市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骨架，从而构建一套大家愿意采纳的基本概念、共同认可的术语和研究途径；及时出版对市长有用的手册和图书，并不断有新的文章发声；每年举办一两次“城市发展论坛”， 邀请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的部分市长和相关人士参加，共同提升和传播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见解，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路径。
当下，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等三大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们需要研究中国的城市群，也需要研究国外的城市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外城市群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城市群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这方面，作为国际智库的云河都市研究院应该大显身手。
祝大家不断有新的贡献，祝“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更加为大家所知晓，为市长们所欢迎，这是我的期盼。
杨伟民 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研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具时代性、科学性、国际性、有用性的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也是对中国城市健康状况的一份综合“体检报告”，每个城市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城市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指标是亚健康的、哪些指标是不健康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据此或保持健康状态、或加强锻炼预防城市病、或加快治理城市病。既然是“体检报告”，就有必要年年“体检”，不断增加新指标，反映新情况，查找新问题。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中国城镇化的路程还很长远。同时，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历史潮流在汇合，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了，整个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
我们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均衡。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是3个：一是经济发展，主要是GDP的增长；二是人的发展或社会发展，主要是增进人的幸福和社会进步；三是可持续发展，主要是自然再生或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不是仅就经济发展而言的。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很大、质量也很好，但生态环境很糟糕，雾霾频频光临，就不是高质量发展。同样，如果经济指标很好看，但连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都解决不好，多数人特别是常住外来人口甚至租不起功能比较完备的住房，人的发展也就谈不上。这样的城市是畸形的，不是高质量的。
我们要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质量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扩大产品产量实现发展，转向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发展。推动效率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规模实现发展，转向主要依靠提高要素效率实现发展，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以及大数据的效率等等。推动动力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旧动力，转向主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科技创新要动力，更多依靠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带动，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拉动。
推动三大变革的主战场在城市。如果有一套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各个城市就会在三大变革中你追我赶，而不是在招商引资和GDP中你追我赶了。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有必要制定一套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引导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比学赶帮、争先创优。“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一功能，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进一步增强时代性。指标要体现当代发展潮流。要体现当代中国发展大趋势，反映高质量、高效率、协同性、新动力；体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反映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智慧城市等的进步；体现改革开放，反映政府职能的转变、审批的减少、营商环境的改善；体现软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垃圾分类制度可能比硬件上建设多少垃圾处理设施更重要。
第二，进一步增强科学性。目前国内对地区和城市的综合评价指标已经有不少了，但也有不少争议，主要是科学性有欠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好就好在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纬度即三个发展来评价城市发展，体现了空间均衡。如果再增加反映高质量的指标，增加体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指标，就会进一步提高科学性，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面反映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会变成各地区高质量发展都要参照的指标体系。
第三，进一步增强国际性。就是总体上要符合国际规则，也就是可以用这套指标同时评价世界上的其他城市，可以进行国际比较。
第四，进一步增强有用性。指标既是对发展结果的评估，也是推动工作的准绳，能对指导城市工作有现实意义。为了增强有用性，“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可明确为检验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正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各城市对此的需求十分急迫。可由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并同步向各城市推荐。进一步挖掘指标价值，既要有数据比较，也要进行数据分析，可以给需要的城市开出高质量发展的“体检报告”。同时，可以向上和向下延伸评价，向上覆盖城市群、都市圈，形成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评价。向下可以覆盖到县级市，中国城市数量的大头在中小城市。
徐林 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原司长
到现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对外发布以来，走过了三个年头。三年来，“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不断完善，指标的选择有完善，评价的方法也有完善。因为完善，现在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综合发展的评价越来越合理，也越来越凸显其价值。
和过去比较，这次的报告有一些新的亮点，其中之一，就是对标城市密度、城市规模、城市辐射力展开了很为深入的探究分析，揭示了城市规模大的好处。
最近，有一本书比较流行，这就是《规模》。《规模》用很大的篇幅论证城市规模大的好处，并提出：城市的规模越大，创新的密度越高，创新的成果就越大。这一判断和“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判断殊途同归。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莫过如此。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构建起了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我以为，三个维度的框架，很好地彰显了可持续发展理念。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举例讲，对经济的评价，现在的衡量尺度主要是静态指标，如GDP规模。这样的指标能够描述现在，但不一定能说明未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有必要挖掘一些反映走势的指标，如此，“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不仅有现实性，而且还会更有预见性。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高质量发展，从数量转到质量，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课题。城市是高度复杂的，复杂的东西要转到高质量，挑战不小。
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高度积极主动的创造力，一个新的园艺，一个街心的公园，一个新的建筑，都可能让人眼睛一亮，让人改变对这个城市的质量评价；另一面它又非常需要协调，不能因为一个方面的积极主动就把整体性破坏了。越是复杂的东西，越需要两个方面的兼顾。如果做比喻，可以想想交响乐。交响乐要求每个参与者都有创造力，都表现出创造力，但更重要的是和谐。
理解城市的高质量，应该能从交响乐里头获得一些启发。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谱。这个谱不能太简单，复杂的活动不可能简单。交响乐的乐谱就非常复杂，除了总谱，还有分谱。牧之这几年构建的指标体系，就不简单，首先是三个大项，经济、社会和环境，然后是很多准则，再后是很多指标，就像交响乐的乐谱不是简谱，而是五线谱。而所以不简单，还在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一个复杂的生命体。
其次，读谱能力很重要。城市的参与者涉及方方面面，有企业、家庭、开发商，还有规划和管理当局等等。他们的读谱能力怎么样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到处讲万亿俱乐部，省和省比，市和市比，比的是GDP总量。GDP指标很重要，但不等于全部。聚焦一个指标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指标变成目标，目标变成努力方向的过程，有可能会出问题。今天，如果还是这么简单地读谱，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大。
这要求我们聚焦多个指标而不是一个两个指标。举例讲，我们可以将几个指标联系在一起，多维度思考问题。牧之提出了DID（即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地区定义为人口密集地区）指标，DID很重要，但不能就DID谈DID，而要跟产出，跟影响力，跟辐射力联到一起来讨论。
其实，DID本身就是多变量之间的一组关系。正是因为它是关系，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例如修地铁，原来说300万人就可以修地铁。在大家看来，300万人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300平方公里300万人和600平方公里300万人口完全是两码事，不考虑DID，在人口密度很低的情况下去修地铁，美其名日的投资不仅是现在的财政支出，还会是未来的财政支出。
辐射力指标也非常重要。很多城市特别注重招资引商，就是想把人家的好东西挖过来，对于自己怎么给别人东西则不太当一回事。辐射力其实这是城市的核心功能，城市厉不厉害是看你能给人多少东西。
所以，辐射力是城市的关键，其实好多城市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互相辐射的关系，通过互相辐射形成一个网络。我们最近在研究长三角一体化，到底什么是一体化？一体化就是苏州有好的东西，上海直接用苏州的，而不是自己搞；上海有比较优势的东西，苏州直接用上海的。
我相信人均是一个可靠的参照数。人均高，本地消耗肯定高。但是人均不直接，最好是量出你给了别人多少东西，别人又给我了我多数东西。我给你，你给我，互相给，这就是网络和节点的概念。
我们国家非常注意平衡的概念，我们经济学家总是讲说人类的发展是非均衡的，但是决策时就要考虑到平衡。怎样的平衡？人均的平衡而不是总量的平衡。比如日本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向东京高度集中，但是东京和北海道的人均差距却没那么大。关注人均，得到的信息会完全不一样。
总的讲，城市这个高度复杂的东西怎么从数量转向质量，需要有一个好的乐谱，需要提高读谱的能力。当然，除了好的乐谱和高的读谱能力，还得有好的指挥，减少一些盲目的指挥。
邱晓华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编辑出版“中国城市综合指标”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想这个指标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它是一个罗盘。指标体系描绘了一个方向，确立了一个目标，给出了一个方向，有导向和引领作用。
第二，它是一部年鉴。“指标”记载了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描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环节和领域，给运营和研究城市的官员、学者和社会各方面人士提供了把握城市发展变化的各种信息。
第三，它也是一张诊断书。“指标”对城市是一次体检，有助于我们了解城市在一段时间的健康状况，帮助管理者和研究者理解城市。
第四，它还是一份成绩单。“指标”从数据的视角概括了城市的发展的成就，而且，三百多个城市的发展和差距一目了然，跃然纸上。
“中国城市综合指标”的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它对三个原则的运用和遵循上。
第一是可比性。三百多个城市摆在一起，相互之间具有可比性。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历史人文放在一起，有可能掩盖差异性。如何在相同性和差异性之间有一个平衡，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指标”处理得比较好，这就是既关注城市共同的特点，又关注城市不同的特质。
第二是可用性。刚才讲的，“指标”有罗盘的功能、查询的功能、诊断的功能，还有记录的功能，为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数据架构。同时，“指标”还高度浓缩了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规律、成绩、问题、建议，为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思考架构。
第三是连续性。一个指标体系，指标应该有连续性，否则，可比会成为问题。因此，我认为，指标应该相对稳定。但保持稳定，也需要呼应变化，否则，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指标”有很好的应对，这就是保持基本指标的稳定，同时，根据需要，适当调整少量指标，在稳定和变化之间寻求一个均衡。
胡存智 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会长、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实际上是对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的一个综合评价，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体系，环境、社会、经济三大范畴，“3×3×3”的指标体系。既简明又系统，很有新意，很有创意。
在指标的选择上，“指标”很是独到。对这种评价，最担心的，最难处理的就是孰重孰轻，很是艰难的选择。但“指标”处理得很好，环境、社会、经济三大范畴的指标数量大致都在三分之一左右，展示了三大范畴不相上下的重要性。在数据来源上，“指标”的处理也很有特点，官方统计数据、卫星遥感数据、互联网大数据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尽最大努力利用可以利用的数据资源。
“指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突出了城市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性，反映了空间结构。这在其他的城市评价中是不多见的，原因主要是相关数据难以获取，但“指标”通过运用卫星遥感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反映写了研究者对城市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比如，城市的辐射能力很重要。辐射能力是城市发展质量的一个尺度，也是城市发展活力的一种表达。
比如，城市DID人口是理解城市的一个重要维度。刚才，牧之分析了DID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有这样的分析，很多东西的理解就顺理成章了。
还有，城市群不是简单地划一个圈。对于城市群，最重要的是城市群里面的协作关系，相互辐射形成整体发展。
杜平 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多年来，各类涉及中国城镇化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充牛汗栋，有一些报告曾发挥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已经是第三本年度报告），就是一个已经在国内外造成重要影响（已出版日文全版）的指标体系，并且对于国内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地方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以及社会各界关注人士都带来了重要参考和启迪价值。
多年来，各级政府为了促进城市协调发展，陆续地认认真真地提供了包括战略设计，规划制订，政策配套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体上看，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实践中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局部地区也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是，若从投入产出率，发展可持续性和人民群众获得感这三个维度进行客观评价，还有许多不足。所以，需要进一步总结过往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偏差或失误。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行量化评价和评估，找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规律性东西来，这对于各城市发扬光大之所长、不断升级对照目标、找到差距加快改，十分必要和迫切。我之所以欣然参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研究开发，也就是认为这个指标的研发者们，能够连续多年静下心来，不求利益回报，通过精心构建指标体系来对我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进行量化评价评估，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品牌价值逐步提升，真是可喜可贺。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有着独特的亮点。
一是，比较好地解决了数据欠缺和数据失真的问题。凡研发建立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都必须首先解决好能够表征指标体系的数据是否具有可获得性和及时性，以及数据分析样本数量和数据结构合理性等问题。但是显然，我国现有统计体系的数据来源、指标定义、标准化格式、事后归集等基本特征，都是无法满足基于复杂数据结构、规摸化数据和时效性采集等来支撑城镇化指标体系研究的需求。另外，一些研究者为规避统计体系缺陷而力图设计出一套可自行采集并用于建立指标体系的抽样调查系统，但是，这在中国则又是一件难度更大甚至是无法达到设计者诉求的事情，比如调查表的主观设计缺陷，受访者的公正客观性无法保障，样板量严重不足等等问题。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关于城镇化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报告，都会由于没有较好地解决可用数据的获得性、及时性和基本样本数量，导致其论据不科学，论证出偏差，论断有岐义。
为此，“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开创性地设计了一套集成三大类数据源的数据采集归集及其加工利用系统。即：30％左右选取于统计数据，30％左右获取于卫星遥感数据，40％左右采集于互联网大数据。从数据功效上来看，我认为统计数据可以用来定义一些关键性可标化的常规现象，并且建立基本回归模型；卫星遥感形成的时空大数据可以用来客观表征空间变化与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联性；互联网上包括人们消费、商务、通讯、娱乐、社交以及电子政务等客观行为所自动生成的大数据和任何可在线自动传输信息的终端设备数据，则可以用来描述隐藏在人人互联、人物互联、物物互联这一时代的经济社会关系。所以从建立城镇化指标体系所首先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而言，该指标体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保障数据获取的及时性、精准度和数据量，以及其结构的合理性。
二是，基于数据可获得、可比较和可回归，“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研发出一套既相对独立又紧密关联的，表现为“3×3×3”架构的指标体系。可以认为，地球就是一个由天、地、人、众生万物共同构成的一个巨系统，中国古代哲理大师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抽象地概况了这个巨大系统的变化规律。显然，“3×3×3”架构暗合了这一规律，任何试图构建一套评价评估巨系统变化的指标体系，都必须定位于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并且不断迭代升级的指标体系。由于人类活动主要在城市空间集中集聚，因而对城市物理空间和生态系统的人为干预力度及其滞后影响更大。为此，对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说更加需要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当然也只能坚持一个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目标定位。
我以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念、指标间逻辑关系、体系架构等方面，力图揭示城市内部各子系统上下左右的关联性及其城市与外部各系统间的关联性。即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抽象出来，作为表征城市变化的顶层指标，往下再具体分解为9个中项指标，再往下继续分解为27个小项指标，同时用785组数据集来定义这些指标。基于上述可以看到，既有利于综合反映城市大系统的变化趋势，又有利于评价评估城市各子系统的变化值及其结构，相信对判断和指导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设计了一些创造性的新指标，更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城市发展趋势。例如从“DID人口”看城市发展的总量和品质；从“制造业幅射力”和“IT商业幅射力”与开放交流等元素的相关关系分析看产业发展对城市功能的不同需要。
四是，国际比较。《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通过对比北京与东京两大都市圈在进入21世纪以后各类主要指标表现的变化，客观和有效地勾画出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的问题和方向。
所以说，“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具有很好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是一套可以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系的指标体系。
穆荣平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我同意牧之的观点，要重视人口政策，这里面，重要的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是每年人口净流入量，第二个指标是人均收入。
我觉得“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总体是非常好的，经济、社会加上环境，三个方面比较全面，指标设置上大体我是同意的。但我觉得可以再适当补充一些反映动态的指标，例如增量数据。
还有，我觉得科技创新相关的指标少了一些，这是一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从逻辑上讲，需要从创新要素的角度来反映城市发展的相对质量，以为科技投入产出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分析提供支撑。
李昕 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
梁思成先生曾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随着城市迅速发展，尤其人口激增导致的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困难等诸多的“城市病”突显。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尤其像北京这样超大城市更是如此，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现有学科的专业边界或极限。倘若从任何单一的专业角度去研究城市问题，都似盲人摸象，只是能看到城市的一个侧面。所以，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规律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规律。
城市是有生命的，具有复杂性的同时还有其自组织性。生命体都具有自适应性（自组织性）和系统性的基本特征，这是与非生命体的根本区别。城市的组织结构和演化发展过程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若非要试着给一个定义：城市发展演变就是建立在复杂的自组织和系统整体开放基础上的空间运动，其结果是促使城市功能、人口结构、空间和形态不断地发展和系统地组合。通俗讲可以理解成为城市的系统整体性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叠加。
因此在分析研究城市问题时，仍按常规思路“机械还原论”的方法，即把一个复合的问题简单分解为不同领域的专业问题，然后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分头研究分解之后的那一部分，显然就会屏蔽了城市系统的自适应性，得出的结论也就必然会有偏差。
由此可以判断，目前城市问题研究已不再是过去城市规划从业者所能独立解决的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一定是跨多种学科且需要在一个共同开放的平台上进行探讨，必须是诸多专业拿出全部力量来配合才有可能完成的事情，还需要从实证分析和经验判断更多地走向工具理性化、或者数值模拟化。或许也是国际研究一个趋势。
非常值得欣喜的是2016年，由杨伟民主任领衔首席专家，周牧之教授、徐林司长主持，历时四年多研究开发完成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正式发布。由跨多种学科的中外专家结合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城市发展最新理念，经反复研讨构建了以环境、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确立以生态优先、重视经济发展质量、追求社会服务均衡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综合评价体系。而且这套指标体系是开放的，并针对发展需求，可以不断调整完善设置。例如指标数量从2016年的133项，2017年增加至176项、2018年确定为178项。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利用具有实际价值的统计数据、卫星数据与地理的空间数据，对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引入偏差值（与相对平均值的偏差数值），反映每个城市的各项指标与所有城市均值对比后的水平，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城市发展状况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从而既可看出我国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也能揭示出同一个地区或城市群内部空间发展的不均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还分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等大城市群发展特征与存在的挑战，以及未来改革的预见。
我认为，指标的量化不仅可以反映城市的特点、同时更能反映城市规划及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应该从问题出发考虑城市发展战略。
李春生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感谢牧之教授把这么好的一本书给我们出版，这本书我们出版以后，在日本也出版了，反响很大。
我们说这本书是好书，有三点。第一点是符合当前需要，它对中国城市发展有评价和指导作用。
第二点是这本书肯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个指标体系本身它是合理的，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会更加完善。
第三点就是可读性，有受众。这是一本学术书，但是图文并茂，而且我们专业人士，关心城市建设发展的人肯定会看。所以说这本书是一本好书。
如何更加完善这本书，今天我还提点建议。这本书现在包括三个维度的指标，经济、社会和环境，这当然很好。但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了，过去我们国家一直关注经济问题，现在我们开始关心文化了。
指标体系中现在把文化放在社会大项里面，尽管也有文化，但是文化它没有作为一个支柱性的东西凸显出来。我建议把文化拿出来，单独变成第四个大项。也就是说，把三个维度变成个四个维度，经济、社会、环境、文化。
第二个建议是加强分析和解读。比如北京雾霾，有可能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城市规划的问题。所以光有指标还不够，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分析和解读。
张仲梁 云河都市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教授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牧之的报告，还有“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发表了感悟、观点和建言，振聋发聩，到现在还余音绕梁。结束以前把今天的精彩再回放一下，我讲几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牧之报告主题所讲的集中与分化的趋势，集中和分化就是城镇化发展到今天走过来的道路，我相信也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集中势不可挡，分化也是无可奈何。
牧之讲的DID，以及对DID人口与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之间的相关分析。给我感悟最深的是他讲DID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但是跟环境质量、生态的直接关联都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不要害怕大，不要害怕密。确实这是对城镇化发展逻辑、发展规律的一种崭新认识。
我想跟大家回顾的第二个画面是大家对报告的肯定。杨伟民主任讲这套指标“意义非凡”，是对中国城市的一个体检报告。邱晓华把这个报告概括成为是见证，是记录，是成绩单，也是诊断。胡存智部长讲这个报告，认为最难处理的数据的权重问题，也处理得很好，把数据的分布做得既简明又直观。胡部长还讲这套指标的一大特点是对城市发展水平、发展方向的评估。杜平提到数据来源的特点，既有统计数据、网络数据、还有卫星遥感数据，特别提到不要让这些特点埋没了，数据的独特性从某种意义上奠定了报告的独特性，所以今后要强调数据的独特性。
同时大家还肯定了报告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徐林司长有一段话我记忆犹新，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可以不喜欢城市大，但是不可以忽视大城市。
这个报告给了我们一系列的概念、逻辑和观点，使得指标和数据更有意义，的确这里面有牧之的思想。
第三个画面，大家对报告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实际上这一点徐林一开始就讲了，现在可能还不完美，但正是因为不完美我们才需要继续往前走，真的完美了也就到此为止了，也就不需要在这开会了。所以大家对怎么走向完美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
特别是杨伟民主任的意见非常客观，也讲得非常好。他建议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明确为检验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他讲了要如何推动城市走向高质量，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指标，挖掘具有时代性、科学性、逻辑性、可行性的指标，他还特别讲到要关心体制和改革意义上的“高度”、“温度”、“湿度”等。这些对我们非常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邱晓华讲到要多考虑数据的可用性和可持续性，提到要考虑一些风险关联指标。胡部长讲到加强分析，特别是还要深化对城市群的分析研究。
杜平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结构和数据的特点，李昕提出研究城市要赋予城市生命体的概念。
徐林、穆荣平都谈到，我们要更多地考虑一些体现成长性的动态指标。荣平的观念我一直比较赞成，简单简单再简单，人口的净流入加上人均收入。
我自己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搞一期关于“人的城市化”主报告。我们都是从农民变过来的，农民变市民的速度太快，现在很多人生活在城市里，思维和生活方式却还是农民。其实人的城市化才是最重的城市化，我们现在人本身的城镇化远不如我们政府口中的城镇化，或者政府文件里的城市化。
第四个画面大家围绕如何用好“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赵启正主任讲要积极向市长们推荐，让市长们用起来。杨伟民建议可由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并同步向各城市推荐，可以给需要的城市开出高质量发展的“体检报告”。同时还可以向上和向下延伸评价，向上覆盖城市群、都市圈，形成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评价。
周其仁、邱晓华、胡部长都讲要通过更一步做好解读和分析的工作，让更多的人理解它，让更多的城市用好它。
周其仁还讲给别人东西的能力是城市的价值所在，更是城市的未来所在。这让我想起来一位思想家的一句话：对于会思想的人而言，思想的响应就是你的新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