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中国价值
欧洲各国介绍。
刊登了100余幅漫画，60余幅图表、地图
“来，把华北也出卖给你！”一名国民党士兵说罢，伸手将一名日本浪人拉上岸边，后者企图从海上一脚跨上中国的大陆。
这是1933年5月8日刊发在《红色中华》第77期的一幅漫画，把国民党军阀出卖华北主权、签订卖国条约的丑恶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
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不仅报道内容丰富，还刊登了100余幅漫画，60余幅图表、地图，图文并茂地为苏区读者介绍国内外时局以及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研究专家严帆分析说，报纸要让读者喜爱，除了刊发高质量的新闻稿件外，离不开优秀的版面设计、美术插图等。
“这些红色漫画，大多采用简朴活泼的形式和粗犷的线条，内容鲜明、尖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刘付春研究发现，针对当时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通俗易懂、简便易行的漫画成为重要的宣传体裁，以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
批判的锋芒也毫不留情。苏区时期，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于都县巡视工作时，为了找钱“下馆子”，竟然偷卖了县保卫局的一匹骡子。
此事被揭露后，《红色中华》在第134期发表了一幅《贪污分子郑德茂》漫画，画中戴着五角星帽子用“办公费”大吃大喝的郑茂德，脑海里正想着一匹骡子，贪污分子的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绘画人才在宣传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对红军宣传工作做了明确规定。
“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那一时期的苏区，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漫画作者，代表人物有黄亚光、赵品三、胡烈等，无论是在中央苏区各地的墙报、传单、标语上，还是在战壕壁上、防空洞里，都能看到他们的漫画作品。
1933年7月14日，《红色中华》第1版刊发潘汉年撰写的社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文章配发黄亚光创作的漫画《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国民党》，画面上的国民党凶手举着滴血的屠刀，踏着一堆革命群众的尸骨，将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的本性揭露无遗。
为《红色中华》创作漫画只是黄亚光、赵品三等人的兼职，黄亚光负责过中央政府的出版工作，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钞票和苏区邮票的设计、绘制专家。
赵品三在当时则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他主持设计了红军军装，今天我们熟悉的红军“小八角”列宁帽、灰布军装即出自这个漫画家之手。
在《红色中华》第203期，有一张欧洲地图引人注目，地图下方，几乎以半个版面的文字介绍了英、法、德、意四个国家的概况，并分析了各个国家在世界局势当中所起的作用。
“英国是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地处欧洲的西部……他对于欧洲大陆的政策是维持各强国的均势”；
“法国是现在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是主要的战胜国”；
……
严帆说，这些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漫画、地图等，生动勾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军民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后，享受新的文化生活的迫切愿望。
中缝设置“农业知识”栏目，刊登“养牛须知”
从创办之初的纯文字版面，到后来漫画、图表等新样式一应俱全，尽管条件艰苦，尽管没有摄影图片，《红色中华》的版面设计一直在不断改进创新，其栏目丰富多彩，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等，还办有《赤焰》文艺副刊。遇有重要的革命纪念日或重大的政治斗争事件，还出版“纪念专号”或“特刊”“号外”。
《红色中华》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宣传和组织群众，发表对时局看法的主要阵地。其中，社论最能代表她的宣传方向和舆论导向，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项英等都给《红色中华》撰写过社论，共计80余篇。
“我们在目前的任务：是大大地向外发展；是发展革命战争，以争取苏维埃更大的发展和胜利。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严重问题——瘟疫问题……这是我们应该严重注意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的问题。”
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发布了第一条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这是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所写。当时的中央苏区面临敌人围剿，战事频繁。苏区的防疫工作成为当时紧要之事。
《红色中华》的栏目设置灵活轻巧，常常围绕当时党的重点工作开设专门栏目，如“突击队”“铁锤”“铁棍”等栏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
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铁锤”栏目刊登一篇《强迫命令的乡苏主席》，文章指出，宁化武层区黄金乡主席黄龙标，竟然用强迫欺骗的手段“扩红”，骗到了二十余个老头子，结果闹了一场大笑话。
“铁锤”，栏如其名，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一篇篇直面矛盾而又有理有格的批评报道，像一记记重锤，锻打出一个个坚强的党组织。
“《红色中华》堪称是记录苏区风云的百科全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图书馆档案馆馆长熊轶欣介绍，《红色中华》在聚焦时政的同时，还力求全面报道苏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时常刊登小发明、小知识、小常识，以此便利苏区群众生产生活，如在第171期中缝设了“农业知识”栏目，刊登“养牛须知”。
那时，邓颖超是《红色中华》的热心读者，也是一名活跃的撰稿人。她曾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创刊100期。为了庆祝“红中”百期刊，她写下了《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的祝愿：“‘红中’是从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发展中，生长壮大起来的。从创刊号到百期刊的过程中，它是在逐渐的改善向前发展进步着。它的编辑比前活泼，……它的发行，由几百几千而突破了三万，走向着四万，是一个群众化而得到群众爱护的报纸。”
他们是新闻人，更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1930年冬，王观澜告别莫斯科，结束了三年多的学习。
第二年八月，毛泽东指明要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除了在“一苏”大会秘书处负责宣传工作，他还参与筹备创办《红色中华》。
那一年，王观澜才25岁。他们的办公场所，只有几张桌子，编辑部仅两三个人，外加两名电台报务员。
此后担任红中社秘书长的任质斌当时只有16岁，他记得当年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大家夜以继日，组稿、写稿、编稿、校稿，很累但心情舒畅。
“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大家努力吧。”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号在“发刊词”中对办报宗旨和任务进行了这样的阐述，“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达到全国的胜利。”
从此，这群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和红中社、《红色中华》一起成长，铭刻下一段壮烈青春。
他们是新闻人，更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34岁的周以栗是《红色中华》第一任主笔，他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曾在周南女校等当教师。其间，他认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8年4月15日，周以栗在开封被捕。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皮肉。周以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是烧烙的伤痕。
出狱后，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身兼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
瑞金的冬天阴雨绵绵，周以栗带病工作，不久就病倒了。王观澜成为实际的业务主编，直到1932年8月调离红中社。
“她个头不高，热情活泼，操着四川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伯钊，来采访你’。”这是苏区时期一位红军将领眼中的红中社早期采编人员风采。
1931年秋到达中央苏区的李伯钊，是《红色中华》为数不多的女编辑。虽然她在第二年调离红中社，任中央红色政权办公室秘书，但依然坚持为《红色中华》撰稿。
在《红色中华》历任主笔中，有一位主笔的经历堪称传奇，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民政、邮电、交通、卫生、财政等多方面。
他叫梁柏台，25岁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曾在伯力省（今哈巴罗夫斯克）法院担任审判员，从事革命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
1931年9月，梁柏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参与起草中华苏维埃第一部红色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红色司法开拓者。
他同时还是一名红色新闻人，从1932年4月开始担任《红色中华》代理主笔，采写了《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等稿件。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梁柏台和瞿秋白等一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他在突围中不幸负伤被捕，牺牲时年仅36岁。
瞿秋白和梁柏台同年生人，同年被捕，同年牺牲。
瞿秋白从20岁起就患上严重肺病，在主持红中社的日子里，他常常坚持写稿审稿到深夜。
1935年6月，瞿秋白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坦然走向刑场，盘腿坐下，饮弹洒血，慷慨就义。
大部队长征出发前夕，他曾对战友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对党无比忠诚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如此赞扬：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新闻转瞬即逝，历史绵延不绝。
88年来，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用忠诚与鲜血写就一首首壮丽的生命赞歌：周以栗、瞿秋白、何云、李竹如、沈建图、黄作梅、李平、邵云环……
88年来，新华精神穿越流淌的岁月，融入新华人的生命，一代代新华人始终践行“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记录下时代风云，书写着不朽历史。
致敬！（记者刘菁、赖星、胡锦武、高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