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星雪莉的生命，定格在如花的25岁。对于雪莉之死，有人麻木有人骂，但更多的人在反思、在行动，它激起的巨大舆论漩涡，有望在韩国催生一部反网络暴力的“雪莉法”。
童星出道的雪莉本名崔真理，11岁时参加选秀成为练习生，15岁时成为女团组合f(x)成员，曾主演多部电视剧和电影。雪莉因为行事风格大胆而常常被网络攻击，她的Instagram上几乎每条推文下都有人在谩骂。据媒体报道，雪莉经纪人称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新的警方调查已排除他杀。
当抑郁症患者遇上网络暴力，雪莉之死揭露了世界无情的一面。
雪莉的死让人不由想到阮玲玉。上世纪30年代，中国一代影后阮玲玉，留下一纸“人言可畏”的遗言自杀，在25岁韶华香消玉殒。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归宿，我们痛心于红颜薄命，更痛心于环境之恶。那可畏的“人言”，经过时代变迁，演变成如今的网络流言和暴力，更具有杀伤力。
学者凯斯·桑斯坦在其著作《极端的人群》中，对于网络的存在为何会让人走极端曾有阐述：当人们身处持相同意见的群体当中之时，信息的交流佐证了彼此的观点，更容易滋生极端的想法。互联网因为巨大的“回音壁效应”而成为极端思想的温床。在极端思想的驱动之下，个体更容易越过道德的控制，对另一个发表“异议”的“异类”施以言语暴力。
在这个群体眼中，雪莉就是上述的“异类”。
对于雪莉的网络言语暴力，看似是不同个人的行为，实际是社会性行为。它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由整个社会协助那些匿名的施暴者完成的。网络技术提供了匿名逃避指责的空间，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禁忌为对雪莉恶语相向的行为提供了“合理化动机”。
面对谩骂声，雪莉也曾面对镜头乞求：“感觉有很多人唯独对我戴着有色眼镜，观众朋友们，也请疼爱我一些吧。” 而“群体”无视雪莉的悲伤和愤怒，直至雪莉自我终结了生命。
雪莉死后，韩国青瓦台请愿公告栏发布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人请求政府制定“雪莉法”——实行网络实名制，对恶意评论、造谣传谣、言语攻击进行限制，打击网络暴力，避免类似雪莉的悲剧再次发生。
截至10月16日，该请愿已经得到包括韩国国会议员内的200名社会知名人士，以及近万民众的支持。韩国演艺管理协会更是明确表示，为了避免今后大众文化艺人受到更大的伤害，对网络攻击，不会仅仅停留在道歉和反省上，而是会委托调查机关，采取强硬措施，向政府提出质疑和请愿，让语言暴力、恶意留言者受到严惩。
对于“雪莉法”最终能否出台，现在不得而知。但相信只有堵住法律漏洞，依法约束网络言行，才有转向理性表达的法律基础，才有制约“喷子模式”和网络暴力的可能。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每个人都须为言论负责，应当成为底线和共识。
法治进步要以生命为代价未免过于沉重。无论过程怎样，还是期望着反网络暴力的“雪莉法”能够出台，毕竟，逝去的生命需要尊重与告慰，无数可能会遭受网络暴力的“雪莉”需要善待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