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敏
袁隆平
孙家栋
黄旭华
屠呦呦
礼赞功勋，以国家之名；嘉奖英雄，以历史之名。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8位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这8人中有5人来自科技战线，他们是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和屠呦呦。“共和国勋章”可谓科技成色十足。本版特推出科技战线5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专题报道，重温他们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投身国家建设的丰功伟绩；领略他们勇攀科技高峰、为国奋斗的家国情怀。
于敏：无声铸“核盾”
1967年6月17日8时许，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雷”震动世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距离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两年零8个月，速度之快举世震惊。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和英国都是历时4年零3个月，法国历时8年零6个月。中国氢弹实现神速突破的最大功臣就是于敏，他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于1926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动荡频仍的军阀混战年代和连天的抗日烽火中，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先后在工学院电机系和理学院物理系学习。1949年，他大学毕业并留校攻读研究生兼做助教，先后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表现出优秀的研究素养和能力，赢得中国原子能先驱钱三强的高度赞誉，由其点将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原子能研究所，与邓稼先、程开甲等一起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
1957年至1959年间，于敏个人或者带领研究小组连续发表了数篇业内重磅论文，把中国相关领域研究水平大步推进到国际前沿。
1961年1月12日，于敏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领导和参加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从此之后，他开始“隐身”，隐姓埋名，走上了为国铸核盾之路。氢弹理论的探究是极富挑战性的新领域，要在短期内实现突破谈何容易。自古华山一条路，惟有奋力拼搏。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终于，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创立了氢弹的“于敏构型”。1966年12月28日，中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第二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面对蘑菇云升腾带来的举世震动，于敏反应平静，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对外透露说，他当时并没有激动得流泪，在确认现场的测试数据与理论预估完全一样之后，他就回去睡觉了，睡得很踏实。在氢弹试验成功以后，于敏又投入了技术更为先进、更加小型化的第二代战略核武器的研制，在核装置化和提高性能的突破中继续做出重大贡献。
1988年，于敏的名字得以解禁，其丰功伟绩逐渐为社会所了解，赢得广泛赞誉，有人将“中国氢弹之父”的美誉送给他。对此，他数次婉拒，指出氢弹研究是复杂的大科学系统，取得突破是集体奋斗的结果，没有所谓的“之父”。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张保淑）
袁隆平：稻惠天下
今年9月7日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生日。“鲐背之年”的他仍坚守在科研一线，为实现“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两个梦想努力。
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平。年少时，他跟随父母颠沛流离，动荡的生活给他埋下了奋发图强的种子。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水稻是湖南主要农作物。袁隆平从1960年开始进行水稻种植试验，从此开始了持续半个世纪的研究。
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由此拉开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代表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系研究协作组作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发言，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此后，杂交水稻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也一路“飙升”：1976年231公斤、1984年358公斤、1998年424公斤……
1996年，农业部提出超级稻育种计划。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成功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不断刷新亩产产量。目前，超级稻计划的5期目标已全部完成，分别是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和1100公斤。
“我希望今年的示范田实现亩产1200公斤、每公顷18吨，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生日前夕，袁隆平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表示。当被问及生日愿望时，袁隆平又一次说起他的两个梦想：“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前者是他真实的梦境，他曾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这一梦想正随着不断高产的超级稻逐渐成为现实。
后者则是希望超级稻走出国门，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全世界有1.6公顷稻田，如果其中一半种上了杂交稻，每公顷增产两吨，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5亿人。”在袁隆平看来，发展杂交稻会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作出巨大的贡献。据了解，从1979年首次“走出”中国，杂交水稻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推广，在国外的种植面积达700万公顷。（邓霞 刘双双 徐志雄）
孙家栋：造“中国第一星”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孙家栋曾这样总结自己的科研生涯。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参与开创了一系列“中国第一”：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
1951年9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的孙家栋被派往苏联学习飞机制造，由此开始了他7年“学飞机”的历程。时年22岁的孙家栋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195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回到祖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导弹总体设计部。学习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专业，却没有从事飞机制造，而是被安排进入导弹研制部门，这是孙家栋科研生涯的第一次转型。1960年，孙家栋参与的中国导弹试验接连取得成功。
不久后，他和同伴们就尝到了失败的苦涩。1962年3月21日，中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起飞后很快失控，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仅300米的戈壁中。孙家栋现场目睹了失败一幕，痛苦不堪。通过分析，发现此次失败是由一根导线断开导致的，这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质量就是一切”。
1967年，由钱学森亲自点将，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负责人。从事9年导弹研究之后，孙家栋适应祖国的需要，进军航天领域，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卫星之路。这是他科研生涯的第二次转型。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5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孙家栋带领团队树立起中国航天发展的一座丰碑。
以“东方红一号”为新的起点，孙家栋领衔团队研制发射了风云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失败，但是他总能带领团队查找原因、总结教训后最终成功完成任务。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启动，时年75岁的孙家栋披挂出征，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当时，有些人对此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对此的解释很简单：没有个人荣辱，只有国家需要。2007年11月5日，远在38万公里之外的“嫦娥一号”成功环绕月球的那一刻，在欢呼的人群中，孙家栋轻轻地转过身，擦去了脸颊上喜悦的泪水。这一幕通过电视镜头转播出去，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张保淑）
黄旭华：一起深潜
黄旭华出生于1926年3月，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留下了中国核潜艇发展史上一段佳话，树立了一座丰碑。
俄罗斯在发射载人飞船时，有一项仪式令人印象深刻。航天员进入飞船前，飞船总设计师会在任务书上签名并告诉航天员：“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去。”
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有所不同。当中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开展深潜试验时，黄旭华说的是：“我和你们一起去。”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下水。4年后的建军节，它被命名为“长征1号”交付给海军。随后10余年，科研人员在后续型号上不断改进。1988年初，“404艇”来到南海，准备向“极限深潜”的目标冲刺。
黄旭华对准备工作的要求细致而严格。例如，他要求在核潜艇的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注明该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置、由哪位艇员操作、谁负责监控、总体建造厂的维修负责人是谁等，让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虽然准备得很周全，参试人员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大考”当前，艇长王福山邀请黄旭华上艇，帮大家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黄旭华的动员出人意料，他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总设计师的职责里并没有亲自参与深潜这一项，世界上更是没有先例。此时已经60多岁的黄旭华做出如此决定，让人们大为惊讶，许多人都来劝他。
黄旭华很坚决。他诚恳地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我现在认知水平的问题，而且万一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判断和处置。”
这次深潜试验取得成功并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404艇”成为中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二是从此以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为了一项传统。
（付毅飞）
屠呦呦：当代“神农”
屠呦呦生于1930年12月，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其中就有“523”项目“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屠呦呦——这批科研人员是去当“小白鼠”试药的。
抗疟药的研究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赛跑。此前，屠呦呦带领的课题组已经筛选出了对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它被称作第191号样品——此前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
要深入临床研究，就必须先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药厂也都停了，根本没有谁能配合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只能（用）土法。”屠呦呦说。
所谓土法，就是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大量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
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当时设备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了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症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她的老伴李廷钊记得，那段时间妻子整天泡在实验室，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前院长张伯礼说。
尽管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药理人员认为，只有确证安全性后才能用于临床。
屠呦呦很着急。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就要再等上一年。于是，她干脆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的报告。在报告中，她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当年8月—10月，屠呦呦亲自携药，去往海南昌江虐区救人。
（张盖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