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重要的外宣新闻出版机构中国外文局建局70周年，本刊特约请外文局及其下属外宣出版单位的资深翻译家和中青年译者代表撰稿，回忆曾经在外宣翻译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文局人，阐释外宣翻译理念，介绍他们在外宣翻译事业中的成长经历，并以此彰显翻译在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翻译人员一直就是国家对外传播的生力军，为主题图书的出版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天，当我们在国外书店看到中国领导人作品外文版，听到国外政要、专家学者、富商巨贾时不时引用来自中国的观点时，我们首先应该向通过翻译传播中国声音的翻译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礼。中国外文局的翻译们当然是这支翻译队伍的主力，然而，许多主题图书的译者来自外交部、新华社、中央编译局、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高等院校、企事业等单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的译著主要在国外读者中流通，因而在国内他们自然成为“无名英雄”。正是依靠这种踏踏实实、不追名逐利的工作精神，翻译们让中国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
一、翻译的价值在于服务社会需求
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服务社会，服务受众，服务时代。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让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自己这个新兴国家的急迫需求。外文出版社的翻译们率先推出了《共同纲领》外文版。当时，年轻的共和国还没有来得及制定自己的宪法，而《共同纲领》就是立国之临时宪法。翻译们率先将这本书翻译成外文，顺理成章。很快，翻译们又完成了新中国于1950年5月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英文翻译，给关注新中国的国际社会提供了通过图书了解中国的又一个渠道。从此，翻译们围绕国家需求，翻译了大量涉及国家建设、文化传统和社会变革的书刊资料。
也许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大的主题图书翻译项目就是涉及50多个文种的毛泽东著作系列外译。当然，除去《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以外，翻译们的译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大量印刷出版，“老三篇”、《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等传遍了全世界。两年前英国议会的一次辩论上，一位译员当众引用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语录的视频在媒体上流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译者劳动成果广泛持久的国际影响。
在海外读者中脍炙人口的毛泽东诗词，1958年翻译们就完成了19首的英译。1975年我大学毕业到外文出版社工作时，第一个任务就是跟随老翻译天天跑印刷厂“校对”《毛泽东诗词》39首的英译。那时电脑排版还没有发明出来，外文书稿都是送到外文印刷厂由老工人打成铅条，然后铅条捆绑起来打印成一张张的长条，进行“校对”，即一位翻译按照译文原稿字正腔圆读出每一个词、每一个标点符号，另一个人在长条上标出排字工人打错的地方，然后送回车间修改。这个程序经常反复四、五遍，直到全部正确为止。刚参加工作，感到一切新鲜有趣，更没有想到会赶上《毛泽东诗词》英文版的出版环节。听着资深翻译家标准的英文、清晰的口齿、抑扬顿挫的朗读，让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英文专业的学生第一次深度学习并欣赏了毛泽东诗词英文版的魅力，当时心情澎湃激荡，至今回味无穷。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主题图书英文版非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莫属。为了更适合国际出版，英文版的书名确定为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Day China，即《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该书非常受欢迎，由英国和中国的出版社各自出版了一个英文版。当时，一书两个英文版本的现象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我认为，翻译的最大乐趣在于每一个翻译项目都意味着一次学习的机会。要想翻译准确，必须真懂中文原意，故翻译总是在学习新知识。
随着国情世情的变化，图书的时代主题随机变化，翻译们自然也一直服务于变化了的国情，变化了的读者。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当年的英文主题图书之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第一次系统地把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文献用英文原汁原味地展示给国际受众。那一年几十名译者参与翻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录》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将8000多名党政军副部级官员和人大政协常委的简历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公布于众。如今领导人简历早已不是秘密，但在那个时代，这本英文版人名录是开创性的作品。某大国驻华使馆一次购买9本，说他们每一个部门都需要有一本。
上个世纪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入冲刺阶段。出于多种原因，国际上对中国抱有严重的疑虑。为了配合相关部门的谈判，也为了让国际人士真实地了解中国改革的进展，身处国内外的一批译者参加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改革开放》的丛书翻译，这是一套涉及各个经济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管理、农业的系列作品。参与世贸谈判的同事赞扬了这套图书，自然翻译的付出得到了认可。
最近几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摆脱贫困》、《梁家河》、《之江新语》系列外文版图书在国际上引起热读热议。这种现象背后，翻译们放弃休息、挑灯夜战、呕心沥血的努力自在不言中。
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图书翻译案例是《毛泽东传》。这本长达近250万字、五卷本的鸿篇巨著，内容跨度从1893年毛泽东出生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虽然此前多名外国人撰写过毛泽东传记，但是这本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专门写作班子完成的巨著才是关于毛泽东一生内容最为详实、最为权威的传记。大概这是为什么中文版刚一完成，全球英文版权就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获得。然而，这样一本普通人读懂都不容易的专著的翻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剑桥出版社寻遍了国内外的翻译，无法组成一个强大权威的队伍，最后联系到我们。我们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如果其传记英文版不能在国内出版是巨大的缺憾和损失，故以承担翻译为条件，要求剑桥出版社放弃其在全球独家出版发行英文版的权利。对这家世界闻名的出版社来说，这个要求过于离谱，实在难以接受。然而，找不到翻译团队，因而无法出版又是一个严酷现实，最终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外文出版社在完成翻译后，有权出版在中国发行的英文版。翻译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翻译是再创作的过程
主题图书，反映的是时代重大课题，作者都是社会精英、领域权威，能被翻译成外文出版，必定思想内涵深刻，观点内容权威。主题图书的翻译自然不会像翻译一般资料那样轻松简快，要求译者具备扎实的语言能力、广博的知识、精神饱满的工作状态和抵抗困难和时间压力的本领。人们经常为发挥出色的同传口译表现出高度的赞赏，然而主题图书的译者，尤其是党政文献的翻译成果是白纸黑字，读者往往是国外高端人士，译者所承担的压力和贡献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口译。
主题图书翻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许多反映中国特色思想的话语在目标文字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表述。中国历史与西方发展史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的表述与西方常见的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中文主题图书里出现的加强企业、学校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英文里就没有相对的表述，按照字面直译为ideology and politics，不但不能帮助外国受众准确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而导致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误解。
中英文在写作风格上有很大不同。中文的专有术语在文章中不断重复不构成问题，但是在英文里重复，英文阅读感就会严重受损。比如，在主题图书中经常出现“同甘共苦”，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军队到学校，各级领导都应该与基层同事“同甘共苦”。但是，同一本图书里朗朗上口的英文share weal and woe和go through thick and thin连续出现三遍以上，外国读者就开始感觉文字表述欠缺美感。又比如，中文表达中副词使用频率很高，如“认真”、“全面”、“深刻”、“彻底”等，删除这些词，中文往往索然无味。但是，英文里通常情况下很忌讳出现连串的副词。翻译主题图书时必须牢记这些差异，才能达到译文流畅的目的。
主题图书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然而中西意识形态的不同，让主题图书翻译的过程犹如在钢丝上跳舞。国外读者对中国历史变迁、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认知的缺失给翻译增加了在行文上需要小心增删以便达到解疑释惑作用的压力，同时还要知道由于长期的误解，哪些用到中国场景的英文词汇已经被英文语言使用者预先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有一本图书中作者使用了“爱国主义”，负责润色的外国英文编辑把patriotism替换成love of the country，因为他注意到近一段时间来，西方媒体把中国人民爱国情怀的表露说成是中国出现了“狂热的民族主义”。为了防止外国读者误读这本著作，这位外国编辑巧妙地换了一个说法，虽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至少是在努力避免对中国的误解。
三、翻译需要担当精神
一方面，主题图书反映的是中国权威主流的信息，把中国理念、中国观点传输给外国受众，决不能字对字一翻了之。另一方面，外文的理解和解释权不在中国人手里。我们努力翻译，目的就是让外国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内容。
在长期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的主题图书都有着具有时代特点的话语体系，每一位作者，不论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各个领域的权威人士，都有其鲜活的语言特色。比如，“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些语言虽然出自领导人之口，但是非常接地气。翻译得当，既体现了领导人话语的风格，又能引起外国受众的热烈反响。
由于历史原因，照字面直译曾经是常规做法。对于译者，这样既简单又不用担责任。在近年的主题图书翻译过程中，翻译们展示了高度的责任感，放弃过去死翻硬译的传统，让今天的英文表述更加精准。比如，党的许多重要决定都是集中全党智慧、深思熟虑的结果，但是文件标题习惯上说关于什么的“若干意见”。历史上，许多人就翻译成several opinions，这既不严肃，也不权威，似乎随便说说而已。如今，提倡根据文件内容，分别采用decisions、regulations，甚至measures，使中央文件在英文标题上具有权威性。又比如，“各地区各部门”由不同人讲，用在不同场合，所指对象不尽一致。过去笼而统之把中央领导人讲话中的“各地区各部门”千篇一律翻译成different localities and various departments。现在的办法则是根据不同情况精准翻译。
其实，70年来，优秀的译者始终以忘记自我、敢于负责的精神完成主题图书的翻译和出版。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东欧地区剧烈动荡，国际上出现了对nationalities这个字的不同理解。有一股强烈的潮流认为，一个nationality就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国家。外文出版社的译者立即动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英文版里all nationalities改为ethnic groups，避免外国受众误读。原来的译法沿用多年，已经形成传统，不修改译文，别人也不会指责。但是，翻译们展示了自己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语言时代感，呈献给读者的是没有歧义、不会误解的译文。
四、翻译迎来新时代
展望未来，主题图书翻译工作量会继续增加。我们面临着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挑战，需要有更多的高级译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传播中国声音的迫切任务。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参与到这项伟大事业中来，增加了力量，也让长期从事翻译或者语言研究的学者在新时代实现专业拓展和升级。《梁家河》、《之江新语》多个版本的译者都是活跃在高校的外语老师。高校教师的参与必然进一步促进高校的翻译教育，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培养更多的后备人选。
与此同时，不断有外国译者加入主题图书的翻译队伍。外文是他们的母语，他们的译文阅读起来更加流畅鲜活，对读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他们对主题图书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理解不可能像中国译者那样深刻准确，因此，中外译者的结合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模式。
机器翻译会大大加快翻译的速度，给整个翻译行业注入活力。然而，任何一款翻译机器都是人培养出来的。主题图书内容范围广阔，语言新颖、敏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工智能翻译能够胜任主题图书的全部翻译流程。但是，技术发展的速度往往超过人的预期，我们期待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术能从侧面帮助人力翻译加快翻译过程。
（作者系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