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015年及2016年，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案量分别近1.5万件、2.4万件及2.7万件，受案量连续三年高居全省基层法院之首。
2017年全面开展诉源治理工作，同年在全市基层法院受案量平均同比增长20.92%的背景下，武侯法院共有4967件纠纷在诉前得以化解，受案量同比下降了1.27%，实现受案量在连续三年高位增长后出现的首次小幅回落，成为全市惟一一个受案量呈负增长的法院。2018年受案数同比继续下降1.42%，连续两年实现了受案数的负增长。“诉源治理”成效持续显现。
开展诉源治理工作以来，武侯法院逐渐形成了“党政主导、综治协调、源头防范、诉非联解、多元共治、司法保障”的诉源治理工作大格局。7月19日，记者走进武侯区法院，对其诉源治理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深入采访。
“请进来” 做大专业调解平台
用“一应俱全”来形容武侯区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一点不为过。
记者看到，诉讼服务大厅分成立案诉讼服务大厅和诉调对接中心。在诉讼服务大厅，网上立案系统、智能导诉机、智慧诉服终端机、自助立案机等智能终端现代化升级让诉讼更便利。在诉调对接中心，商事仲裁机构、公证机构、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法官及速裁法官共计三十余人入驻开展工作。
在诉调对接中心，一起商品房预售纠纷的调解书新鲜出炉。
“一，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前协助原告办理争议房屋的不动产证。二，被告于2019年7月25前向原告支付违约金8000元。三，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求。四，案件受理费9002元，减半收取4501元原告自愿承担。” 入驻公证机构律政公证处的特约调解员曾伟豪调解成功后，交由立案庭法官周熙媛对调解协议审核后，出具了调解书。被告开发商在确认内容后，领取了调解书。
某小区商品房销售后，有四百多户业主多年来办理不动产证不成，购房者陆陆续续到法院提交了诉状，法院从中选取了一份有共通性的诉状，先期请公证处想办法约谈了开发商。
“作为开发商，如果你不同意调解或者规避法律责任，法院将依据合同约定来判决，你将承担更多的违约金。”曾伟豪告知开发商，如果案件进入诉讼后，被告将承担更高的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
经过两次调解，开发商认识到，购房者只是想办理不动产证，在违约金上可以让步。如果不接受调解，法院将按照合同约定，对逾期不办理不动产证的违约判决，将无回旋余地。
武侯法院立案庭庭长谢黎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法院会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法律争点的难易程度，对进入法院的纠纷，在登记立案前，交由不同的社会机构先行调处。“该批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因涉及人员多，矛盾持续时间长，法院就在诉前委派给了法律专业程度高的公证机构先行调处。”
记者了解到，武侯法院与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改变过去主要依赖于审判和司法调解解纷的传统模式，努力让更多解纷力量走进公众视野，也为当事人提供更为多元化的选择，促使纠纷化解从“司法一元”到“社会多元”转变。
2016年12月，武侯法院与成都市仲裁委员会对接，成立全省首家诉讼与仲裁衔接办公室委派工作人员到法院接受群众咨询和仲裁调解。
2017年2月，武侯法院与司法厅直属律政公证处合作，成立全省首家诉讼与公证协同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入驻法院就专业性强的类型化案件进行诉前调解。
2017年5月，与四川省保险合同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衔接，成立行业协会调解工作室，投保、理赔等保险纠纷进行先行调解。
2018年，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工作室，按程序严格筛选1家法律服务所、3家律师事务所入驻法院定点办公。
有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入驻平台接受咨询一万余次，接受诉前委派调解10371件，成功化解矛盾纠纷5338件。
“与全省的其他法院相比，入驻我院的非诉机构较多，入驻非诉机构参与调解案件类型较全，调解案件的数量较多。”武侯法院院长唐卫告诉记者，该院开展诉讼与非诉解纷机构在诉讼纠纷化解中的“跨界合作”，促进纠纷在登记立案前化解。
2018年进入武侯法院的纠纷共有4681件在诉前得到化解未进入诉讼程序，1541件在诉前调解成功后以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的方式结案。
谢黎明告诉记者，如果按照以往的观念，把调解成功的案子全部立案，再以调解的方式当天结案，那么无论调解率还是案件审理周期在审判质效上都是很漂亮的，也可以让武侯法院的审判质效上一个台阶。“但是我们着眼大局，把工作做在前端，让受案率下降，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法院人对审判质效很重视，一下就会明白这一点。”
“走出去” 延伸基层调解平台
7月19日下午1点半，在簇锦街道永兴社区，记者见到了武侯法院民三庭庭长赖武梨，她和原、被告双方代理律师、社区“王孃调解队”队长王丽英在一起，正就一起民事合同纠纷进行调解。
原告深圳市某水利设计有限公司计划完成5000万的增资工作，遂于去年11月与被告四川汇金XX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居间服务协议，让其帮助原告引进新的股东以完成增资，并付给被告15万元的居间费用。在约定期限内，被告没有帮助原告完成增资，原告一纸诉状告到武侯法院，请求被告退还15万元费用。
经过当天的调解，被告同意在本月底退还原告5万元，原告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协议。
谈及双方为何接受调解的方式，原告代理律师表示，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一审审限至少要三个月，而且双方当事人都表示，不论一审的结果是什么，双方都要上诉。“通过调解，我方可以尽快拿回费用，被告也能尽快结束诉讼。考虑到诉讼的时效性，我方想快速主张权利，所以同意调解。”
“我方找到了第三方增资并且资金到位，不知道什么原因，原告与第三方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我方是履行了协议里的部分内容的。” 被告代理律师告诉记者，虽然原告出了15万的费用，但实际上收款方为出资方，被告实际上没有收到款项。这也是被告在第一次调解时，坚持不退的理由。
赖武梨告诉记者，7月初的第一次调解后了解到双方的意愿，她认为此案有调解的基础，双方只是对“退不退、退多少”产生争议，双方代理律师也做了理性的思考和评判。
“相对于邻里纠纷，这次的经济纠纷更复杂更专业，我们就请赖法官一起调解，给予法律层面上的帮助。”王丽英告诉记者，原告住在永兴社区，所以社区参与了此次调解。
武侯法院从2017年开始积极下沉司法力量，结对社区街道，推行基层法治指导员制度。依托原有的7个司法调解站和30个诉讼服务站，盘活辖区调解力量，让法官从在法院“坐诊”变为到社区“把脉”。选派14名庭长、副庭长担任基层法治指导员，每月用1-2天到对口街道、社区开展赠阅法律书籍、普法讲座、巡回法庭、法律咨询、重大涉稳案件调解等工作，并指导复杂、疑难案件调解，将预防治理做到前端。赖武梨就是14名法治指导员之一。
谢黎明指出，根据案件特点，总结出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纠纷范围和案件类型，分别委派给相应的基层街道、特邀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有效减少进入审理程序的案件数量，大量案件在进入法院审理前即通过诉前委派调解消化掉，即使调解不成，也可促使被告签署地址确认书和无争议事项的记载，大大减轻了“后台”的办案压力。
“每名基层法治指导员与每个街道办事处对口联系，分片包干，积极延伸职能，促进矛盾纠纷基层化解，助力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推进综合治理工作高效开展。”唐卫认为，以此强化对法官的培养锻炼，提升员额法官的综合素能。
2017年以来，武侯法院基层法治指导员共收集法律需求157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92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56余次。在此指导下，街道社区共接受群众咨询10500余次，成功化解矛盾纠纷4175件。
永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徐永强告诉记者，永兴社区的10个院落全部是安置小区，常住人口1.8万人，但是借助社区的“院落调解队”“律师调解队”“专家调解队”，再加上“诉源治理”，至今没有发生过一例不稳定事件，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
“坐下来” 做强司法调解平台
武侯区作为成都市的中心城区，是成都市经济发展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矛盾纠纷的多发区之一，特别是立案登记制改革后，法院受理的案件数也大幅增长。
为此，武侯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等窗口部门配备调解法官5名，同时将4名未入额的法官和7名资深助理调入该部门，组成16人的法院专职调解队伍，从事诉前释明引导和重大疑难案件的诉前调解工作，调解队伍更为高效专业。
谢黎明和立案庭副庭长朱熔成从2016年12月开始，就一起涉及179人的劳动争议纠纷案分批次进行调解，持续到2018年12月。
成都通信电缆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信电缆厂）、成都南桥电缆厂有限公司（南桥电缆厂）、四川华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明生物）均为四川华明集团下属企业。通信电缆厂与南桥电缆厂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2002年改制为私营公司，因经营困难，截止2015年12月，两电缆厂欠发员工半年工资170余万元，欠缴社保费500余万元。华明生物也存在拖欠部分职工工资和未缴纳社保费现象。所涉员工多次向区、市、省信访部门集体上访，反应发放拖欠工资、补缴社保以及归还职工个人借款的诉求。上访期间部分员工情绪激动，并扬言若诉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过激手段维权。
武侯法院牢牢把握“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内外并举、善借外力”的诉源治理工作思路，积极联合区维稳办、区信访局、区法制办、区经科信局、区人社局、区公安分局、高新区供电局、华兴街道等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合力推动纠纷化解。
谢黎明及立案庭的法官参与到由街道分管领导牵头的工作小组，及时与职工代表深度交谈，并进行详细的诉讼辅导，引导企业职工采取理性、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涉事员工情绪得到稳定，愿意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情况下，武侯法院积极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沟通，并引导当事人按照双方分歧程度先易后难将案件分两批次提交劳动仲裁，通过对个案的成功调解带动整体矛盾纠纷化解。
“该批案件涉及的矛盾纠纷牵涉时间较长，若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前期已平复的当事人情绪反复，引发更大矛盾纠纷。”谢黎明说，武侯法院坚持以法律为底线，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为根本，灵动变通，开设“绿色通道”，促进了该批案件的快速解决。
最终，179件案件在劳动仲裁和诉讼阶段分批以调解方式结案，就欠发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等争议事项达成了协议，全部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
唐卫告诉记者，在成功化解该起矛盾纠纷过程中，武侯法院更是积累了“源头介入把脉问诊、加强联动多元治理、灵活变通快速处理”的经验做法，对解决类似纠纷具有借鉴意义，为进一步深化诉源治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从信息化2.0版到3.0版再到“智慧法院”建设进程中，武侯法院运用“互联网+”思维，线上推动网上立案，选派8名工作人员作为候选调解员，为群众提供在线调解、预约到法院调解及裁判规则引导、纠纷案例学习等多种服务。
“借助诉讼服务实质化的契机，计划从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基层法律服务所择优选聘6名人员入驻诉讼服务大厅参与诉前调解工作”唐卫表示，武侯法院下一步将增加专业人员参与解纷工作，做到“让专业人员办专业事”。
此外，武侯法院将结合新设的医疗纠纷法庭，主动与区医调委衔接，完善医疗纠纷专业调解队伍力量，立足司法实践，通过培训、帮带提升调解水平，在诉前努力化解医患纠纷，争取形成新的诉源治理特色亮点工作。
唐卫告诉记者，此外还将增加青年志愿者参与纠纷化解。一是从街道、社区、律师事务所及高校中择优选聘4名诉讼服务志愿者，参与诉讼服务及执行辅助事务的引导与分流；二是从院内各党支部选派青年志愿者，选择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典型性案件或普法宣传热点，定期到社区、学校等举行法治讲座或巡回开庭，同时通过发放普法书籍资料、解答群众法律问题等多种形式让群众面对面接受法治教育，从源头预防纠纷发生。
党政主导建机制 从各自为阵向一盘棋转变
诉源治理是一项事关社会综合治理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党委政府多个部门和社会多元主体，武侯区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聚集各方力量，率先推动建立了全区“一盘棋”的多元共治大格局。
记者了解到，诉源治理纳入武侯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统一部署。区委政法委牵头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领导小组，制定《武侯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关于民事纠纷诉调对接的工作办法》、《武侯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管理办法》等工作文件，明确诉源治理工作流程和工作职责，制定完善工作方案。召开参会规模涵盖全区所有相关部门、13个街道及87个社区的全区性诉源治理工作推进会并多次组织各只能部门召开协调会，实现全区社会基层治理工作推进全覆盖。
其次，诉源治理纳入党委政府综合目标考核。武侯区将万人起诉比、调解成功率、调解反馈率等多项指标纳入全区各部门目标考核，将诉源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与其年度目标考核奖惩挂钩。由区法制和政务管理办公室把区级部门和街道的法律顾问参与诉源治理移送案件的调解率，作为是否续聘的重要依据。
第三，诉源治理经费保障纳入区财政统一安排。一方面区多调办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全省第一家专业矛盾纠纷调解社会组织——王兴华工作室，化解历史遗留突出矛盾纠纷。2017年，武侯区成功化解了历时近10年，累计进京上访近百次的6起历史遗留信访问题。另一方面，武侯区把调处一般矛盾纠纷列入专职网格员购买服务范畴，并由下沉网格的机关干部和社区“两委”成员指导专职网格员履行一般矛盾劝调职责，实现“人在格中转、事在格中办”。此外，由区多调办设立诉源治理专项个案补贴，针对调解成功或没有调解成功的案件进行不同的补贴方式，落实对调解人员的个案补贴。
诉源治理实质化运行是全省法院2019年的首推工作。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树江指出，推动诉源治理实质化运行，要主动对接社会治理新格局，善于借力推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现治理路径从法院主推向党政主导的转变；要积极融入多元解纷新体系，精准助力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现治理力量从国家绝对主导到“国家—社会”二元互动的转变；要做实做优繁简分流新要求，持续用力夯实诉内源头治理，实现治理方式从注重纠纷解决到兼顾规则治理的转变；要系统集成诉源治理实质化新动能，齐心协力强化组织保障，实现法院工作内部机制从各自为阵向一盘棋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