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记者乘车来到广东韶关仁化县,行至铜鼓岭时,远远望见依山而立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于苍松翠柏间。

这里是红军长征入粤后铜鼓岭阻击战的遗址。1934年,那个落叶纷飞的深秋,红军来到仁化县城口镇一带,智取城口镇、血战铜鼓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5万余名红军陆续在城口境内行军、作战、休整,足迹几乎遍布每一个村庄,留下了许多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

“红军不怕死,那可不是拍电影!”

“从懂事起,就常听到村里的长辈们谈起铜鼓岭战斗的历史。红军勇敢作战,上战场不怕死,是真实可信的,那可不是拍电影!”铜鼓岭脚下大水坝村村民王久军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1934年11月初,平静的小山村里突然来了一支部队,战士们看起来都很年轻,他们行军匆忙。不一会儿,村里人就听到不远处有枪声响起。这时,全村10多户男女老少慌慌张张地向深山里逃,躲了几天几夜后,铜鼓岭方向的枪声才消停下来。

铜鼓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王久军说,乡亲们从当地向导那儿打听到:战斗打得相当惨烈。国民党兵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还组织敢死队,在战场上摆下了白花花的银元,悬赏说每打死一个红军当场发10个银元。而红军战士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往岭上冲,前面的一批战士倒下了,后面的一批又冲上去。后来,双方又展开白刃战,激战持续了两天一夜,红军牺牲140多人。

为何会发生惨烈的铜鼓岭阻击战?仁化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黄本洲告诉记者:“这得从红军智取城口的精彩一役说起。”

地处湘粤边界的城口镇,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国民党军将其建成堵截红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南端的中心据点。他们在城口筑碉堡20多座,密布成网。红军部队研究后决定,不可强攻,而要智取。

1934年11月2日,待夜幕降临,雾色朦胧之际,红1军团2师6团1营排成纵队,阔步走向这次奇袭行动的突破口——水东桥。敌人哨兵问:“什么人?”营长曾宝棠一边沉着应答“自己人”,一边飞速过桥。等敌人哨兵发现情况不妙时,慌忙开枪报警,曾宝棠果断应对,哨所内的敌军也在红军“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占领城口镇后,行军多日、疲惫不堪的主力红军需要休整。然而,从广州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已抵达17公里外的铜鼓岭。为阻击粤军,红2师6团1部从城口南下铜鼓岭,一番血战,为主力部队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回来的。”

1934年11月2日至9日,连续多天,城口境内军旅匆匆。长征大部队过后,一些掉队的伤员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悉心照料。“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来的。”半山村97岁的张堂英珍藏的一个“红军碗”就是见证。老人家的女儿蒙日娇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讲述了她的母亲讲述了一辈子的故事。

那是一个夜晚,张堂英家门口突然有人敲门,“我们是过路的红军,想在你们家煮点饭吃、借宿一晚”。门外的人平和地说。起初,不明情况的张堂英父母蒙家财、黄乙秀夫妇并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蒙家财,是我把他们带来的,他们是红军、是好人,请你开门”。门外有人用家乡话喊道。

蒙家财打开了门,只见十几个身穿灰色军装、背包上横着大刀的红军走了进来,抬着一个满身血迹的重伤员,其他红军身上也都挂了伤。

蒙家财是村里的土中医,安顿好红军后,他连夜打着火把上山,采挖草药给伤员疗伤。黄乙秀在家把沾了血迹的军服收集起来,连夜清洗,将自家干净衣服换给红军穿。年仅12岁的张堂英也帮着母亲照顾伤员。

那位重伤员姓徐,是排长。七八天后,其他同志追赶大部队去了,他不能行走,便留下养伤,又敷了10多天的药,伤口才慢慢愈合。徐排长临行前,蒙家财硬塞了两块银元给他。“真要感谢你们啊,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红军悉心照料,我一辈子都会记着你们的!我没有什么好的礼物感谢你们,就这么一个随军喝水、吃饭的瓷碗,给你们留作纪念。等革命胜利后,我一定来这里报答你们。”徐排长拉着蒙家财的手流泪说。

这场离别,此后再无音讯。

1967年,蒙家财去世前,一家人围在他身边,他拉着张堂英的手叮嘱:“要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回来的。”

几十年来,张堂英一直用红绸布包着碗,收藏在她的睡房阁楼中。在她的心里总期待着有一天,那位徐排长能够回来,看看这个饱含情谊的碗,看看这片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幸福生活的百姓。

今天,年事已高的张堂英又把这个碗托付给蒙日娇。她知道,红军不会忘记来时的路,而历经革命斗争风雨的老区人民,也不会忘记长征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记者 郑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