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东乡村里，冯骥才见到从未见过的福字砖，感觉胜似金砖。
冯骥才在河北沙河考察传统村落。
冯骥才创作的部分作品。
冯骥才，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前缀，因为他的身份太多；也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年龄，因为他一直保持年轻活力。他用文字、行动和声音，深入参与到一个国家40年的发展进程中，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变迁。“有人说我是传奇式的人物，做的事儿太多了。我想说，这一切都源于我和时代搅得太紧了。”近日，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冯骥才如此盘点他这40年。
冯骥才，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前缀，因为他的身份太多；也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年龄，因为他一直保持年轻活力。他用文字、行动和声音，深入参与到一个国家40年的发展进程中，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变迁。“有人说我是传奇式的人物，做的事儿太多了。我想说，这一切都源于我和时代搅得太紧了。”近日，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冯骥才如此盘点他这40年。
一笔稿费和一次作品争议
■他花了20分钟讲小说，茅盾拍板这部小说能出
40年前，冯骥才没有想到自己成为“文革”后首位拿到稿酬的作家，那笔稿费是3300元。1978年春节前，邮局工作人员惊讶的目光，还有春节喜庆的鞭炮，汇成他难忘的时代记忆。
这笔稿费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发表于1977年年底，稿费是在1978年春节前领取的。冯骥才记得自己到邮局取汇款时，工作人员一见汇款单上的金额，立刻奔到了里面的大屋，那些戴袖套的工作人员“呼啦”一下全站了起来，就像迎接大人物一样，投来惊奇的目光。
拿着稿费，冯骥才给他的邻居们精心准备了礼物，每人一份好吃的，还有一份鞭炮。唐山大地震中，冯骥才的家震塌了，一家人从洞里爬出来，随后的几年一直借住在朋友家。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和朋友、邻居们一起迎来了意义非凡的1978年的春节。“那一年的春节过得特别丰实。”冯骥才回忆。
1978年的春天，虫子在土地里打滚，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冯骥才说，“春天的水，不是从什么地方流来的，而是从大地里鼓涨起来的。”文学的春天也来了，那一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相继问世，“伤痕”文学开始出现，而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也成为其中重要的代表作。
1978年，冯骥才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创伤》，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版，但名字和《伤痕》太接近，于是改名为《铺花的歧路》。因为这部小说否定“文革”，出版社内部对是否出版存有争论。这年年底，《铺花的歧路》《大墙下的红玉兰》《生活的路》三部作品研讨会在和平宾馆召开，茅盾也被请了过来。冯骥才记得，茅盾老先生说，请这部书的作者上来讲一讲。冯骥才当时三十多岁，紧张得要命，面对台下的文艺界大家，他花费20分钟，一口气将小说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茅盾肯定了这部书稿，出版社决定出版。书稿后来还在《收获》上发表，巴金先生也给予了肯定。
时至上世纪80年代，冯骥才的创作力呈喷发之势，《神鞭》《三寸金莲》等又开文化反思小说先河，这些作品选取“小脚”“辫子”“八卦”这类封建传统文化象征物为意象，审视、剖析了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历史观照进了现实。
回望过往，冯骥才感慨道，上世纪80年代是充满了温暖回忆的年代。他每天早上开信箱，会自带洗脸盆，信箱一打开，信件“哗啦”一声掉入脸盆。“我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读者，但是会觉得自己和读者融在了一起。”他说，记得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雕花烟斗》这批作品的时候，很多来信的纸页粘在一起，读者写信的时候一边流泪一边写，是泪水使信纸粘连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简直不能搞签名。”冯骥才记得有一次，他和蒋子龙在天津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读者人潮涌动，把书店柜台都挤散了。主办方只好将活动改至楼上，他与蒋子龙一人一屋，各签各的。“为什么读者那么信任作家，因为他们觉得作家是人民的代言人。”冯骥才说，改革开放初期，特别呼吁作家的良心、作家的职责，“那个时代的作家，是把良心放在笔里。”
一次卖画和一次文化行动
■他站在展厅拍了一张照，和心爱的画作做最后的告别
2007年6月，冯骥才公益画展在苏州美术馆举办，那次展览冯骥才把自己两年来创作的心爱画作都卖了，筹得资金380万元。这并不是冯骥才第一次卖画。早在2004年，他就在北京、天津义卖书画，筹集了100多万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为宗旨的私募基金会。而更早的时候，他曾卖掉画作，抢救了家乡的贺秘监祠。
在苏州卖掉的画作中，《心中十二月》系列是冯骥才的挚爱，他从一月画到十二月，每一幅画作都有题记。他原本不想卖掉这组画，但无奈基金会还差钱，最终只得以出画册的形式，和《心中十二月》说“再见”。
冯骥才不会忘记，展览落幕那天，画作都有了买主，展厅里静极了，他让摄影师摁下快门，给他拍摄了一张照片：他站在展厅中央，身后就是那些心爱的画作，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要和它们分手了。“和书不同，画的原作卖出去了，就永远看不见了。画没有了，我有点伤感。”
对于冯骥才而言，那些年，他不仅要和画作告别，更要和自己最爱的小说创作告别。“过去的二十年，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是文化遗产抢救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冯骥才说，他从未因此后悔过。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来临，冯骥才发现，当人们乐呵呵地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时候，却忽略了文化传统，我们民族应有的价值观和文化DNA在逐渐消失。“当社会迷茫的时候，作家应该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作家应该给生活一点梦想。”时隔多年后，回首那个年代，冯骥才依然感情激荡。
“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的链条里，首先是文化先觉，他首先要感受到文化的痛点，他要先叫喊出来，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才能引起城市管理者的关注，进而影响国家的一些文化策略。”冯骥才的文化先觉先是在家乡生发。1992年3月，他回老家宁波办画展，当地政府说月湖边上的贺秘监祠，是为纪念唐代诗人贺知章而建，政府计划改造好就交给文联，同时许诺，如果他能修缮，房子就给他，修缮费用约20万元。“当时如果没有那20万块钱，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就把我展览中6尺对开的大画拿出五幅卖了。”冯骥才终于筹到20万块钱，修缮好了祠堂，也交给了宁波文联。
如果说贺秘监祠的抢救是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的萌芽，他对天津老城的抢救，则是他的第一次文化行动，他此后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基调也得以形成。1994年，冯骥才由媒体得知天津老城将被彻底改造，老房老屋将拆除净尽。他说，自己的大量小说和散文都来自老城，书里的人物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怎么能接受心爱的老城毁灭。在他的组织下，一支几十人的“杂牌军”成立了，天津史专家、建筑师、文化与民俗学者，还有摄影家通力合作，只为留下一个老城。通过“杂牌军”的努力，留下了老城的影像资料，出了《旧城遗韵》图集。更重要的是，在冯骥才的极力呼吁下，老城鼓楼中心城区和东门内大街原生态地保留了下来，杨家大院、徐家大院、卞家大院和仓门口教堂等重要的历史建筑免遭拆除。
“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过去的20年，冯骥才四处奔走呼吁，带头深入近30个省进行田野调查，普查中国民间文化的家底。他也是最先倡议设立国家文化遗产日，提议立法保护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人。在盘点他的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时，《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中国唐卡文化档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民间剪纸集成》等大部头出版物蔚为壮观，而他组织收集的20亿字口头文学资料，更被誉为民间文学的一套“四库全书”。
从1990年到2013年，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冯骥才做了23年，时至今日他还在继续奔走。爱直言的冯骥才毫不客气地说，他对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并不满意，他还要写信给相关领导，一直呼吁下去。
一次偶然创作和一次获奖感言
■他靠在床头上，偶然写下一千多字，小说写作满血复活
今年9月，冯骥才和他的小伙伴们到张掖开会。一个下午，他因膝盖不好没去马蹄寺，留在了宾馆。让他未曾料到的是，一部新长篇小说却因此有了神奇的开始。
“有的时候我也会过过小说瘾，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也特别享受。我不写小说是有失落感的，我只要有时间，只要我写，就用全部生命去写。”尽管如此，冯骥才说，过去的二十年，他和读者疏远了，他更多是和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跟古村落的老百姓在一起。
但张掖的那个下午却非同寻常，冯骥才在宾馆里毫无阻碍地写下一千多字后，到底没有刹住，两个半月后一部长篇竟已完成。这部新长篇到底写的是什么，冯骥才没有剧透，但他说，“我很多近些年的生活经历和对人的感受，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一下子就被点燃了。”这次神奇的体验，也让他想到周恩来总理说过的那句话，“灵感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因为年轻时当过篮球运动员，进入2014年后，冯骥才的膝盖渐渐不好，爬高不行，走疙疙瘩瘩的路也很吃力。于是近些年，他在书斋里待得多了，但他的文学思维也因此复活。“我写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时，有一天写了三个短篇。”满血复活式的写作，让他更加坚信，生活里有意识寻找来的，并非文学创作需要的生活，生活都是不知不觉积累下来的，只要有感受力，有文学接收频道，就会获得大量信息，就会一下子找到突破口。
今年8月，76岁的冯骥才先生因《俗世奇人》（足本）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在发表获奖感言的那一刻，他想到了冰心老人，后者也曾在和他差不多的年龄获过奖。他说，“文学奖其实是属于年轻人的，我这个年纪获奖，对我是一种鼓励和安慰，而另一方面也感觉跟读者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时代在变迁，拿着洗脸盆接读者来信的时代不会再来，但市场销量会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作家的影响力，《俗世奇人》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两种版本，这两个版本迄今销量已达350万册。
冯骥才坦言，他这一代作家很幸运，因为他们能直接跟“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接上气，那一代知识分子做民族脊梁的精神被传承了下来，“我从冰心身上获得了什么，那就是大儒、大智、大仁、大爱。”
2017年12月，冯骥才卸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在欢送会上，他好像在为自己一生做着总结，“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一个是文化理想，一个是家国情怀。”在他看来，所谓“文化理想”，就是所有做文化工作的，要让社会更文明，一个社会高度文明了，这个社会才是进步的、和谐的、美好的。而“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抛不掉的传统。这40年来，他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化遗产保护，又从文化遗产保护再回归文学创作，印证了这八个字。
“有一天我爱人跟我说到一件事，我说，等我老了以后再思考，我爱人回了我一句，你还不够老啊！”冯骥才哈哈笑着说，他现在正心血来潮整理起家中画室，想明年春节再重画《心中十二月》。
结束语
从今年7月至12月，北京日报“印迹”栏目起于盛夏止于寒冬，今天，我们就要和“印迹”告别了。
过去的五个多月里，我们随着一串串“印迹”，结识了歌唱家李谷一、作家刘心武、画家王明明、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电视剧导演郑晓龙、国内小剧场开拓者傅维伯、影视导演杨亚洲、戏剧导演林兆华、博纳影业总裁于冬、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歌唱家迪里拜尔、慈文传媒董事长马中骏、文化官员张和平，还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77、78级作曲系。40年，风雨兼程，正是他们带我们读懂了改革开放40年的文化传承、文化坚守、文艺创新和勇敢探索，他们的追忆、反思和探究，记录了40年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也注定会给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