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40年，是柳传志实现人生价值的4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科学的春天”，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柳传志“下海”了。但他并没想到，自己选择的电脑行业，让他和联想集团站在了潮头。

从1984年创立联想，到与国外主要电脑品牌正面竞争，再到世界领先，柳传志也在改革开放这一部大书里面写下了“联想”自己的一页。

近些年，“联想控股”做起了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以“资金+经验”的方式支持年轻人创业。

他说，4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波折，时至今日，国家仍在不断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自己仍像当年一样相信国家会有光明的未来。据新华社

“40岁创业，感谢当时的大环境”

新京报：1984年10月17日，中科院计算所同意你和几位伙伴创办公司的那天，你还记得是怎样的场景吗？

柳传志：在科学院工作本来应该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周光召院长特别谈到了，怎么样让我们的科研成果变成产品，所以那时候科学院希望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能够下海办企业，就在这种号召下，1984年11月份，在传达室那个小平房里，我办了企业。

新京报：你那时40岁，面对创业，你觉得机会在哪里？最大的困惑又是什么？

柳传志：我1966年大学毕业，接着就是十年动荡，这十年中，我整个人非常憋闷。现在的年轻创业者可能体会不到这种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现在想创业就创业。

我在科学院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就束之高阁了，没有变成社会价值。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

1984年，我整整40岁，终于有机会能出来办公司，我就特别想试试，也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今天的人会想，一个40岁的人怎么还创业呢，可那时候，我真没觉得自己老。相反我倒是觉得恰逢其时，非常感谢当时的大环境。

我们是从做贸易开始的，要靠贸易活命，把资金积累起来。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什么都不懂，什么是市场、怎么做营销，根本不会，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科研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好的科研产品的一些特点也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系统性和穿透力。

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柳传志。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行动起来就真的不会焦虑了”

新京报：联想最初经历过骗局，你能否讲述一两则印象最深的？可否描述一下当时的困境和之后的决策，以及这样的“失败”对你后期事业发展有哪些帮助？

柳传志：1987年，我们300万元钱被深圳的一个进出口公司骗走了，当时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甚至拿板砖拍他的心都有。要知道当时我们全年的利润才100多万人民币，多少人辛苦挣来的。

这个钱追回来以后，我夜里依然会被吓醒，住到海军医院三个月才调整回来。

说到困境，我们那时候办公司，当时有很多地方政策是跟不上国家要走的路的。比如我们做汉卡收到了一张罚单，原因是定价过高，那时物价局规定售价必须在成本之上加20%。但是什么是成本？只算具体的元器件这些硬件成本和人工工资的成本，而人的智慧成本则全不算。所以他就给我们开罚单，而且罚得还挺重。那时有些年轻同事建议“应该开个记者会，把罚款的事告诉天下。”后来我还是坚决没这么做。当年我的经验就是最好让领导了解你，你行得端做得正，这就是我保命的法宝。

新京报：三十多年来，哪个时刻你觉得最艰难，是什么支撑坚持下来的？你曾借用过一名企业家的话来形容创业的状态——“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你觉得这是每个创业者都面临的焦虑吗，你是怎么克服的？

柳传志：1993年前后，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联想集团在中国香港上市，我就把全部的力量放在这上头。其实不应该，因为上市的意义也没那么大。而在那一年，恰恰是中国的IT行业发生剧烈变化的一年，那年开始外国品牌进来，一些本土品牌变得艰难，再加上我们内部爆发了比较激烈的矛盾，同时两面应战，让我一下住到医院里面。身体好些之后，我就把医院变成了一个指挥部，整个战略就是在医院里完成。

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就一个人静思。把到底焦虑的是什么东西弄清楚。这个思想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提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我早期办公司的时候，老把公司要做什么，当前是个什么状况，我们应该做什么，讲给大家。对外讲，是我理清思路非常重要的一环。想清楚和讲清楚还不一样，你得先理清楚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怎么讲能叫别人信服。

后来我发现了规律：在想不清楚的时候就交流，之后拉一个方案出来，即使想得不对我先做一做，做得不对我再调，一行动起来就真的不会焦虑了。

“投资企业，解决就业，给社会带来财富”

新京报：2001年，你以令很多人出乎意料的方式将联想集团分拆，成立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同时进军投资行业，作为实业起家又转型投资行业的企业家，你怎么看待资本与实业之间的关系？

柳传志：现在国家非常强调金融业要做好直接投资，支持实体经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国家要格外重视这些做直接投资的投资者，他们能够帮助创业者。我用一个亲眼见证的、最有切身体会的例子来说，就是中关村的发展。中关村是在2000年以后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创业创新基地的，而这和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投资机构的到来是同步的。联想控股也是在2000年形成的风险投资，也在这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资本的力量是多么重要。

联想控股旗下有三家财务投资基金，君联资本、弘毅投资和联想之星，总体掌管着近1300亿人民币的资金，所投的企业一共有700多家，这些企业里边有很多做得非常大了，解决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给社会带来财富。这充分说明了投资企业是GDP形成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因为是从企业发展早期、种子期、成长期、发展期就开始进行了投资，所以确确实实是对国民经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京报：你办公室里的雕塑十分有名，之前是“蓄势”，后来又为什么换成了“突破”的雕塑？

柳传志：“蓄势”是一头牛，低着头使劲，准备发力的姿势，我觉得这么多年，中国也在蓄势，联想也在蓄势；2015年，联想控股上市之后，办公室的雕像换成了“突破”，是人破壁而出的形象，象征着我们经过多年的蓄势，开始到了发力突破的阶段。

没有改革开放，很多有才华的人会被埋没

新京报：如今的互联网，颠覆性的事件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你觉得和你创业的那个时代相比，新的创业者面临的环境有哪些不同？

柳传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对民族、对国家有一种很深的感情，想多做一些事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可能有才华的很多人都会被埋没了。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么一个时代，就应尽其所有去努力工作，我觉得没有更多可选择的路。

中国企业家从第三代开始资金来源确实有了大的变化，前两代大多都是要靠自己积累，第三代，随着风险投资的兴起，大家胆子就大了，敢于超前。

新京报：你给年轻人怎样的建议？

柳传志：世界上分两种人：一种是过日子的人，一种是奔日子的人。过日子的人，舒舒服服地把自己家的日子经营好，是人之常情；但奔日子的人有更高的追求，有奔赴的目标，他们比过日子的人更辛苦，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力。这个社会，需要更多奔日子的人。

学习能力的提高，能够把聪明变成智慧。智慧其实无非就是勤动脑、勤思考。人的进步，学习能力的提高，我认为无非是跟书本上学，看人家怎么做。在实践中跟同业、跟朋友去学习，其实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联系到自己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把做过的事情，不管是大的事情，或者小的事情，重新考虑一遍，就是复盘。每过一段，都要看一下定的目标合适不合适，边界条件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在以前做事的过程中，目标实现了吗？超额实现还是没有实现，原因到底是什么。复盘其实非常重要，它是提高学习能力很重要的一件事。

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