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40年,是柳传志实现人生价值的4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科学的春天”,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柳传志“下海”了。但他并没想到,自己选择的电脑行业,让他和联想集团站在了潮头。

从1984年创立联想,到与国外主要电脑品牌正面竞争,再到世界领先,柳传志也在改革开放这一部大书里面写下了“联想”自己的一页。

近些年,“联想控股”做起了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以“资金+经验”的方式支持年轻人创业。

他说,4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波折,时至今日,国家仍在不断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自己仍像当年一样相信国家会有光明的未来。据新华社

“40岁创业,感谢当时的大环境”

新京报:1984年10月17日,中科院计算所同意你和几位伙伴创办公司的那天,你还记得是怎样的场景吗?

柳传志:在科学院工作本来应该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周光召院长特别谈到了,怎么样让我们的科研成果变成产品,所以那时候科学院希望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能够下海办企业,就在这种号召下,1984年11月份,在传达室那个小平房里,我办了企业。

新京报:你那时40岁,面对创业,你觉得机会在哪里?最大的困惑又是什么?

柳传志:我1966年大学毕业,接着就是十年动荡,这十年中,我整个人非常憋闷。现在的年轻创业者可能体会不到这种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现在想创业就创业。

我在科学院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就束之高阁了,没有变成社会价值。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

1984年,我整整40岁,终于有机会能出来办公司,我就特别想试试,也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今天的人会想,一个40岁的人怎么还创业呢,可那时候,我真没觉得自己老。相反我倒是觉得恰逢其时,非常感谢当时的大环境。

我们是从做贸易开始的,要靠贸易活命,把资金积累起来。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什么都不懂,什么是市场、怎么做营销,根本不会,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科研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好的科研产品的一些特点也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系统性和穿透力。

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柳传志。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行动起来就真的不会焦虑了”

新京报:联想最初经历过骗局,你能否讲述一两则印象最深的?可否描述一下当时的困境和之后的决策,以及这样的“失败”对你后期事业发展有哪些帮助?

柳传志:1987年,我们300万元钱被深圳的一个进出口公司骗走了,当时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甚至拿板砖拍他的心都有。要知道当时我们全年的利润才100多万人民币,多少人辛苦挣来的。

这个钱追回来以后,我夜里依然会被吓醒,住到海军医院三个月才调整回来。

说到困境,我们那时候办公司,当时有很多地方政策是跟不上国家要走的路的。比如我们做汉卡收到了一张罚单,原因是定价过高,那时物价局规定售价必须在成本之上加20%。但是什么是成本?只算具体的元器件这些硬件成本和人工工资的成本,而人的智慧成本则全不算。所以他就给我们开罚单,而且罚得还挺重。那时有些年轻同事建议“应该开个记者会,把罚款的事告诉天下。”后来我还是坚决没这么做。当年我的经验就是最好让领导了解你,你行得端做得正,这就是我保命的法宝。

新京报:三十多年来,哪个时刻你觉得最艰难,是什么支撑坚持下来的?你曾借用过一名企业家的话来形容创业的状态——“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你觉得这是每个创业者都面临的焦虑吗,你是怎么克服的?

柳传志:1993年前后,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联想集团在中国香港上市,我就把全部的力量放在这上头。其实不应该,因为上市的意义也没那么大。而在那一年,恰恰是中国的IT行业发生剧烈变化的一年,那年开始外国品牌进来,一些本土品牌变得艰难,再加上我们内部爆发了比较激烈的矛盾,同时两面应战,让我一下住到医院里面。身体好些之后,我就把医院变成了一个指挥部,整个战略就是在医院里完成。

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就一个人静思。把到底焦虑的是什么东西弄清楚。这个思想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提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我早期办公司的时候,老把公司要做什么,当前是个什么状况,我们应该做什么,讲给大家。对外讲,是我理清思路非常重要的一环。想清楚和讲清楚还不一样,你得先理清楚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怎么讲能叫别人信服。

后来我发现了规律:在想不清楚的时候就交流,之后拉一个方案出来,即使想得不对我先做一做,做得不对我再调,一行动起来就真的不会焦虑了。

“投资企业,解决就业,给社会带来财富”

新京报:2001年,你以令很多人出乎意料的方式将联想集团分拆,成立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同时进军投资行业,作为实业起家又转型投资行业的企业家,你怎么看待资本与实业之间的关系?

柳传志:现在国家非常强调金融业要做好直接投资,支持实体经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国家要格外重视这些做直接投资的投资者,他们能够帮助创业者。我用一个亲眼见证的、最有切身体会的例子来说,就是中关村的发展。中关村是在2000年以后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创业创新基地的,而这和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投资机构的到来是同步的。联想控股也是在2000年形成的风险投资,也在这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资本的力量是多么重要。

联想控股旗下有三家财务投资基金,君联资本、弘毅投资和联想之星,总体掌管着近1300亿人民币的资金,所投的企业一共有700多家,这些企业里边有很多做得非常大了,解决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给社会带来财富。这充分说明了投资企业是GDP形成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因为是从企业发展早期、种子期、成长期、发展期就开始进行了投资,所以确确实实是对国民经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京报:你办公室里的雕塑十分有名,之前是“蓄势”,后来又为什么换成了“突破”的雕塑?

柳传志:“蓄势”是一头牛,低着头使劲,准备发力的姿势,我觉得这么多年,中国也在蓄势,联想也在蓄势;2015年,联想控股上市之后,办公室的雕像换成了“突破”,是人破壁而出的形象,象征着我们经过多年的蓄势,开始到了发力突破的阶段。

没有改革开放,很多有才华的人会被埋没

新京报:如今的互联网,颠覆性的事件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你觉得和你创业的那个时代相比,新的创业者面临的环境有哪些不同?

柳传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对民族、对国家有一种很深的感情,想多做一些事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可能有才华的很多人都会被埋没了。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么一个时代,就应尽其所有去努力工作,我觉得没有更多可选择的路。

中国企业家从第三代开始资金来源确实有了大的变化,前两代大多都是要靠自己积累,第三代,随着风险投资的兴起,大家胆子就大了,敢于超前。

新京报:你给年轻人怎样的建议?

柳传志:世界上分两种人:一种是过日子的人,一种是奔日子的人。过日子的人,舒舒服服地把自己家的日子经营好,是人之常情;但奔日子的人有更高的追求,有奔赴的目标,他们比过日子的人更辛苦,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力。这个社会,需要更多奔日子的人。

学习能力的提高,能够把聪明变成智慧。智慧其实无非就是勤动脑、勤思考。人的进步,学习能力的提高,我认为无非是跟书本上学,看人家怎么做。在实践中跟同业、跟朋友去学习,其实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联系到自己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把做过的事情,不管是大的事情,或者小的事情,重新考虑一遍,就是复盘。每过一段,都要看一下定的目标合适不合适,边界条件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在以前做事的过程中,目标实现了吗?超额实现还是没有实现,原因到底是什么。复盘其实非常重要,它是提高学习能力很重要的一件事。

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