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中央表彰的这位国企“洋厂长”，他的故事很传奇_新闻中心

小新说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同时，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为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国际友人颁奖。曾经担任过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威尔纳格里希就是其中之一，格里希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今天，小新带你走近这位“洋厂长“，听听他的故事——

34年前，国有企业原有的管理模式并未被改革春风完全唤醒，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的消息，一度成了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34年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国企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包容，人们对国企海外投资企业、合资企业中的“洋高管”早已习以为常。抚今追昔，“洋厂长”本身的典型示范意义可能已经淡去，不过，在国企改革向纵深挺进的征程中，重温这位“洋厂长”的故事，“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管理模式却值得不断延续、传承。

“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

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一片方形小树林,只有四分之一足球场大小,被周边密集的厂房和嘈杂的机器声包围着。

深绿色的冬青树叶,掩映着一位德国人的半身铜像。34年前,这位德国人给这座城市带来了震撼与轰动。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

5个月后,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派出了第一批3位退休专家到武汉,在几家国营工厂里担任技术咨询。次年,格里希到了武汉,作为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他被安排到武汉柴油机厂（下称武柴）做技术咨询。

时至今日，武汉市档案局还完整保存着当时聘请格里希的原始档案。1984年185号文件是一份关于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会议纪要。文件写道：“聘请格里希任武柴厂长，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应当解放思想，以积极坚定的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任期为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

“洋厂长”，严厂长

▲格里希1984年11月应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经过考察，他提拔了工程师文远海（右）担任该厂总工程师职务。图为格里希与文远海一起研究柴油机曲轴的工艺图纸。新华社资料图片

武柴，曾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经历了“文革”，这个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与有的国营企业一样：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这种现象令格里希分外忧虑。

1984年9月,1米8的高个子德国老头,开始穿梭于柴油机厂的各个车间,不时地停下来在小本上写写画画。他在当时的工作日志中,详细地记录着每个车间里细小的缺陷:柴油机的机油循环系统和水循环系统实在太脏了；质量检查员用的量具,精确度没有达到要求；试车房门口,大约有50台柴油机放在露天场地,遭到了雨淋和灰尘的污染……

“总装车间应当洁如医院,而实际情况距此何止千里！这一切都必须改变,方能提高装配质量。”

在多次与厂领导座谈中,格里希都会苦口婆心地提出改进意见。

　　▲格里希厂长在武汉柴油机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新华社资料图）

那段时间,这位新厂长,每天背上一个工具包,装着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穿行于车间,用卡尺检测零件精度,吸铁石检查机器里是否有铁屑,白手套摸摸机器是否清洁,时刻准备着检验产品的质量。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都会提到格里希上任伊始连砍“三斧头”。

针对工厂的积弊,他第一斧头砍向涣散的劳动纪律,每天厂长应第一个到厂,车间主任应第一个到车间,工厂里懒洋洋的情景消失了。第二斧头砍向混乱的管理方式,从厂长到管理干部都要深入车间,解决生产问题,不能坐办公室瞎指挥。第三斧头砍向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将安置“关系户”的质检科“大换血”,变成高效的管理中枢。

格里希接任厂长的两年里，武柴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至40％降到10％以下；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产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效应”

“武汉出了个洋厂长”开始为全国所知。随之而来的是他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人们对于国企改革的一场大讨论。工厂的工人、领导、大学老师、武汉市民……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有人反映关系户、走后门的情况，有人分析自己的工厂效益不行的原因……”讨论持续了5个月，人们的讨论重心也逐渐从“洋厂长能不能管好国企”变成了反思国企自身管理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