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前门西大街，老舍茶馆开张。它的前身是由20多名知青于1979年创办的青年茶社，路边叫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它也是改革开放后京城开办的头一家新式茶馆。 张风 摄
1988年7月2日，北京，亚运村专场人才招聘会举办。 张风 摄
1993年2月7日晚报3版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当时，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体制内人员创业经商，掀起了“下海”的风潮。据人社部统计，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不辞职却投身商海（停薪留职、兼职）的人超过1000万人。
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创客”成为热词。
从老一辈人“毕业包分配”、“拿固定工资”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职业生涯有了更多选择。从包分配到自主创业，思维转换的背后，是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大众创新精神得以激活的新图景。
讲述人：王建中 身份：摄影器材店主
倒爷 雅宝路上的第一批“易货者”
“莫斯科专列带来了大批俄罗斯人，他们随身带着相机、手表，在秀水街、雅宝路售卖，又买了羽绒服等轻工业品带回去。”王建中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来北京易货的场景，仍记得当时秀水街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摊位，一直往北延伸到使馆区。
在秀水街和雅宝路上，自然也有很多收购俄罗斯货物的中国人，王建中就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住得离秀水街和雅宝路很近，王建中经常会撞到背着东西售卖的俄罗斯人，他就把货物买下来，再通过别的渠道卖出去。
因为从小酷爱摄影，秀水街上的俄国相机自然成了王建中关注的重点。“每个机器再加价5块、10块卖出去。一天能挣10块钱，一个月就是300块啊，当时我们的工资才几十块钱。” 王建中回忆，当时来北京“易货”的俄罗斯人很多，除了秀水街和雅宝路，他们还在日坛宾馆、国泰饭店里交易。
据王建中介绍，这种贸易形式一直持续到1997年前后。在这期间，秀水街和雅宝路经历了剧变。“从几十个摊位发展到几百个摊位，原本秀水街不足百米，后来那条街上东西南北都是做贸易的，延伸得很快。然而在贸易期间也出现了别的问题，例如交通混乱、换汇不规范等。2000年左右，秀水大厦拔地而起，把秀水街上的贸易渐渐规范了，雅宝路上的贸易也慢慢取消了。”
虽然“易货”消失了，王建中在早年的相机交易中积累了很多经验。1999年，他在五棵松器材城开了一家二手相机店。“五棵松器材城不止给我们提供了市场，也给我们开辟了减税政策，让我们觉得如鱼得水。”如今，王建中的生意也越做越高端，他已经在网络平台上进购世界各地的相机了。
讲述人：刘迅 身份：外贸公司经理
下海 第一次见外商全靠肢体语言
1993年，端着“铁饭碗”的中学教师刘迅“下海”了。回忆起“下海”的经过，他还能哼唱起上世纪90年代时的一首被广为传唱的歌曲《大国民》，歌词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内掀起了“下海”热潮。当时的刘迅想跳出体制，做点不一样的事儿，所以也有了辞职“下海”的想法。
一次偶然，刘迅看到一家出租车公司在招聘安全经理，每月工资1000元，还给一辆拉达汽车开。从小酷爱汽车的他当下就决定，别的全不管，就去干这个了。“下海”后的第一个月，刘迅就用攒下的钱去西单商场买了件900块的大衣，那件大衣也被他当作人生转折的一个标志被保存到现在。
出租车公司的安全经理只是刘迅“下海”之路的起点，经过不断的尝试，他和朋友合伙创业干起了外贸生意。“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挺少的，懂外语的就更少了，我觉得自己外语水平还行，跟外国人交流起来也比其他人有优势。”然而创业之路不像刘迅一开始想的这么容易，公司迎来的第一个客户是西班牙人，因为客户有口音，再加上刘迅当时的英语听力水平不是太高，他和客户一整天都没有说话，全靠肢体动作交流。“当时挫败感很强，但也得咬牙坚持。一点一点地学。”刘迅记下了白天和客户打交道时听不懂的英文发音，晚上回去抱着英语词典查清楚，再背下来反复读，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003年，刘迅在一次展会上结识了一些意大利厂家，在接触中，慢慢地跟他们关系越来越好，开始做起了这些厂家的代理。经过五年的实践打磨，他成立了公司，后来，公司的经营范围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现在的刘迅是一家有130年历史的意大利纱线厂在中国区的总代理。他说，从1993年下海到现在，虽然走过很多弯路，总的来说生意还是越来越顺，很感谢当时那个时代氛围赋予自己的勇气，让自己能跨出“下海”第一步。
讲述人：唐文斌、印奇、杨沐 身份：创业者
创业 初涉人脸识别就拿下国际奖项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8年11月12日，市委书记蔡奇到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调研走访。他强调，民营企业在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关村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开展服务企业大走访，送上“服务包”，一对一为企业做好服务，为中关村企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在蔡奇书记走访的两家企业中，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旷视）是一家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企业，它成立于2011年，创始人是三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三位创始人唐文斌、印奇、杨沐都是“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但一天不编程就难受”的学霸，三人的创业之路是从实验室里开始。旷视负责人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公司的前20个人大部分是几位创始人的清华学弟以及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选手，整个团队聪明人聚集，公司成立不久就拿到了很多国际上的人脸识别相关比赛的冠军，打响了名声，由此也吸引到了李开复的关注。2012年时，李开复创办的创业投资机构——创新工场为我们带来了A轮融资。”
如今，走进旷视的办公区域，各个办公室的门禁都采用了人脸识别。工作人员走到公司门口，玻璃门自动打开，不需要任何配合，日常开关门都是靠“刷脸”，也能据此来接待公司访客。这就是他们研发的考拉系统，它还被用于北京市甚至全国刷脸开门的无人便利店。
在展示大厅里，一整面墙壁上布满了多个屏幕，它们从多个角度捕捉出入大厅的人员影像。“这是天眼系统，可以协助公安人员抓捕在逃嫌疑犯或者寻找丢失的老人小孩。仅2017年，它就协助公安系统找到了5000多人。”
从2011年成立公司时的3个人，到现在，旷视的员工接近2000人。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离不开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10个高精尖产业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更多的黑科技将继续在旷视出现。
晚报留声
1993年2月7日的北京晚报经济版上，留下了两条自谋出路的稿子，其一是《北京造纸一厂集体“下海”》，其二是《中关村“游子”——电子一条街悄然兴起一个群体》。稿子中写道：“人们更深地认识到自我的价值。没有公司依靠并不可耻，重要的是有一种工作的欲望，不放走身边的每一个机会。”
创业概念兴起之初，人们确实有着各种顾虑。自己有多少能力？本钱从哪里来？随着时间推移，自谋职业成为最普遍的选择，创业、下海给社会带来的财富，也逐渐打消了人们的顾虑。
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在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鼓励创业政策的出台，都给了创业者以勇气。趁着年轻有梦想的时候去搏一把，胜利则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双双实现，即便失败，也是人生宝贵经历。从悦宾饭馆到中关村，数不清的“游子”，如今已是名人，他们用自己的故事鼓励着更多人勇敢地迈出创业这一步。
栏目主持：张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