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随着英语学习的升温，很多自发组织的英语角出现在公园里、街道两旁。翟伟摄
1986年7月4日的晚报头版
1978年12月，柳百成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启程赴美。在当时，唯有远渡重洋方可看到外面的世界，负笈海外才能学到先进的技术。
1999年7月，何郁被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惊”到。随之而来的历次课程改革，让他对语文教学有了新的认识，而学生也正在成为学习的主人。
2017年4月，李永乐因为一段教学视频“火”了。他意识到互联网的神奇，发现在线学习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40年来，我国的教育经历了从“没学上”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的巨大飞跃，教育理念也从过去的被动、封闭、重结论转变为主动、开放、重过程。
讲述人：柳百成 身份：清华大学教授
第一批留学生 归来报国改变落后局面
对很多人来说，出国留学早已算不上稀奇。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大关。然而，时间倒回至1978年，第一批留学人员却只有52人。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教育部迅速启动选拔工作，柳百成所在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分到一个宝贵名额。凭借着扎实功底，45岁的他连闯三关，最终脱颖而出。
出发那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一批留学人员。作为总领队，柳百成记忆犹新，“如此高的规格，让我们感到此行意义非同寻常。”
1979年1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开馆升旗仪式，柳百成一行人和首任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一起唱响国歌、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27天后，邓小平应邀访美，他们也接到了参加欢迎活动的邀请函。
兴奋之余，柳百成更深感求学报国责任重大。他赶赴国际著名铸造研究重镇威斯康星大学，在电子显微探针实验室见到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还系统学习了计算机高级语言。“出国以前，我从没见过电脑，后来在美国房东家里，看到八九岁的孩子居然可以熟练使用电脑进行运算和查找资料，我意识到电脑未来可能会改变世界。”
回国后，柳百成开辟了计算机技术和传统铸造行业相结合的新领域，带领团队创造性地采用多尺度建模与仿真技术，开发了国内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铸造模拟软件“铸造之星”，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铸造行业“睁着眼睛造，闭着眼睛浇”的落后局面。1999年，柳百成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回想40年来将近100次的出国经历，他为亲眼所见的变化感到欣喜和自豪。“最初只是去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现在我们也能经常在国际会议上做主旨报告，分享自己的创新研究成果，开展更加深入广泛的合作交流。”
讲述人：何郁 身份：朝阳区教研中心教研员
第一次搞教研 把学习权利还给学生
从1982年当老师算起，何郁已经在中小学教育战线上奋战了30余载。从湖北到北京，他的教研之路始终与课程改革同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语文课还是严格按照苏联的‘红领巾教学法’给学生讲，每篇课文都要介绍作者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何郁坦言，那时老师更像是“搬运工”。“评价一个老师课上得好不好，往往就看老师是不是能把教参的内容有效地搬到课堂、搬到黑板、搬到学生的笔记本上。教参作为老师的‘法宝’，绝对不能让学生看到，考试也是据此出题，判断对错完全参照标准答案。”
直到1999年，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如同一粒石子投入湖心，在全国上下激起千层浪。“这种话题作文跟之前的命题作文有很大不同，不光是学生觉得新奇，连很多老师都傻眼了。”何郁表示，正是在考试的倒逼之下，不少老师开始对教学方法进行反思。而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恰恰从那一年起陆续推开。
“对老师来说，‘一本教参吃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要想比学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就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在当时，何郁第一次明显感受到教研的风气浓厚起来。“一周有一次集体教研，学校会提供阅读书目，组织老师走出去听课、听讲座，还会请作家、诗人过来讲。培训也多起来，老师们不断接触着新的课程标准、名词概念和理念方法。”
2006年，何郁调入北京工作，伴随课程改革而来的变化仍在继续。“过去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老师讲授为中心的局面被打破，学生正在成为学习的主人。”在何郁看来，教育的标准化成果正在被个性化成果所取代，“少年作家也得以走出来”。
讲述人：李永乐 身份：人大附中老师
第一次当“网红” 为农村孩子开一扇窗
一个人，一块黑板，一台录像机，一间空教室……结束了一天的学校工作，人大附中物理老师李永乐重新走上讲台，开始录制即将上传到网络平台的视频。
他用“最优停止理论”阐明如何在恋爱中“找到真命天子”；用“伯努利原理”和“马格努斯效应”讲出“电梯球”、“香蕉球”和“落叶球”的奥秘……每期短短十几分钟，他总能结合热点话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看似艰深晦涩的科学道理讲明白。这些视频为他带来数百万粉丝，让他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红”。
对于默默当教书匠的李永乐而言，这一切来得有些突然。2017年4月的一个周末，他意外得知自己的一段视频火了，“那是读研期间在培训机构兼职当老师的时候录的，主要讲‘闰年是怎么回事’。”短短一天时间，视频在微博上的播放量超过1000万。
事实上，李永乐当年录过的视频还有很多，其中一堂课，他无意中留下了自己的QQ号码，这让他在此后经常收到好友申请。“其中有不少外地学生，他们都是看到视频以后来找的我。”这让李永乐第一次发现互联网的作用，“这种方式可以为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开一扇窗，让他们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获取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
虽然执教于名师云集的人大附中，但李永乐一直清楚地记得2003年在甘肃会宁参加活动时，亲眼目睹当地教师资源的极度匮乏。“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让在线学习成为可能，教学视频的推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区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今年初，李永乐入驻西瓜视频，尝试推出更接地气的科普短视频，结果受欢迎程度超乎他的想象。“我讲的内容其实并不高深，只是把深奥的数理知识重新编排，变得更容易理解，同时把科学和生活联系起来，让大家觉得科学是有用的。”如今，他正在尝试推广少儿科普，“关键在于培养科学思维，虽然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孩子今后的发展很有帮助。”
晚报留声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面对先进的技术设备，感到要使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不学习文化专业知识，不提高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素质是不行的。……很多人从压力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感到自己的责任。”这是1986年7月4日的晚报头版头条《本市职工求知要求越来越强烈》。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急于找回失去的时间，职工补习、成教自考、私立培训迅速出现。从普及义务教育，到发展职业教育，再到大学扩招，文化水平与收入、创造社会价值呈现正比例关系，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上一辈人还在工厂里参加读书活动，如今已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大洋彼岸，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教育让人开阔眼界，而开阔眼界的人们，选择了更加重视教育。
栏目主持：张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