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99年松门镇举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现场照片。（资料图片）
“中心菜场公厕整改半年，为什么还不开放？”“正在重新规划改造截污纳管，我们马上落实临时厕所过渡使用。”“建设费用投了1000多万元，后期管理跟不上，砸再多钱也‘白搭’！”……
8月初，在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一场围绕“公厕革命”的民主恳谈会引来当地群众的持续关注。会后，大溪镇对意见建议进行收集整理并吸纳，在投入1700万元公厕硬件建设费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后续管理经费。
民主恳谈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温岭，最初作为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加强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对话沟通。取得成效后，被纳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并向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推广。后来又被引入乡镇人大，通过“参与式预算”监督政府行政，并从镇级升格到市级政府部门。
作为民主恳谈的创始人，陈奕敏至今仍珍藏着一张泛黄老照片——那是松门镇举办的一场“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现场照片。“首场效果远比预期好得多，150人的会议室挤进200多人。”回忆当时的盛况，陈奕敏欣喜依然。
1999年，浙江省拓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的形式在温岭市松门镇搞试点。“灌输式的讲课不接地气，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时任松门镇党委书记的朱从才找到在温岭市委宣传部工作的陈奕敏，请他出出点子，搞一场形式与众不同的论坛。陈奕敏想了个主意：“村民自愿参加提问，镇政府有问必答。”这两句醒目的话被写入公告，贴满32个村（居）。
当天论坛上，从村镇建设到邻里纠纷，从投资环境到液化气价格，群众不断出问题，部门负责人一一解答。热络的互动中，干群沟通交流的一种新模式悄然诞生。创新的形式为论坛集聚了人气，而问题的落实解决让它被称为松门镇的“焦点访谈”。
松西村一户村民，因西门头路建设需要，6间房子被拆除后只安置了4间。“村民在会上提出，按照‘拆一还一’政策，应该还他6间，而政府以拆除房子面积较小为由作出解释。”陈奕敏告诉记者，经过热烈辩论，会后，松门镇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进行解决。
之后，松门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又举办了三届，参加群众达600余人次，提出问题110件，当场解释或答复84件，承诺交办26件。在对话沟通中，民主恳谈渐渐成型。
在松门镇的示范效应下，温岭市各地陆续展开各式各样的干群对话活动，并冠以“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等名称。2001年6月，温岭市委发文，要求将温岭各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载体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提出规范性要求，并推广到全市所有乡镇。
实践过程中，民主恳谈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泽国牧屿是第一个尝试改良版民主恳谈的地方。2001年，当地政府就牧屿山公园建设召开民主恳谈。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恳谈一改以往“漫谈”的形式，专门针对公园建设一事征求公众意见，当场收集意见30多条，政府从中吸纳10多条。
2003年，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在新河镇羊毛衫行业试水。时任新河镇工会副主席的陈福清清楚记得，那年6月13日，13位职工代表与8位企业老板代表就初步拟定的5个工种、59道工序的工价标准，通过民主恳谈的形式进行协商谈判。此后，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年年召开，并推广至羊毛衫、水泵等14个行业，覆盖企业1000多家，职工5万多人，雇主和工人皆大欢喜。
2005年，由民主恳谈带来的另一项创新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在新河镇试行。2008年初，这一做法推广至箬横、泽国、滨海、大溪4镇。2010年，参与式预算在温岭全市推广。
“以民主恳谈为主要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协商讨论，人大审议政府预算并决定预算的修正和调整，实现实质性参与和预算审查监督。”据温岭市人大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做法将协商民主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在国内首开先河。
政府的钱怎么花，民众说了算。市民诸葛碧如是民主恳谈的热心参与者。
2010年，温岭市人大召开建设规划局预算民主恳谈会，诸葛碧如代表公众，对投入1500万元的锦屏公园配套设施项目和预算1亿多元的移山工程项目提出质疑。一段时间后，他在温岭人大网上发现，这两项工程预算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群众更为关注的东月河防洪和老街拆迁预算资金项目。
经过近二十年持续不懈的探索、深化、完善、发展，民主恳谈基本形成了包含决策协商、预算协商、工资协商、党内协商、政协协商、社会协商、城乡社区协商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先后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范例50佳”。
今年6月，温岭市印发《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再次要求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等机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从干群对话到参与决策、从“温岭实验”到“温岭模式”，如今，民主恳谈已成为温岭深化改革的一张金名片，并从温岭推广到台州全域。（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吴敏力 毛海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