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劼颖在拾荒者家门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超的废品回收站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垃圾场里的“儿童乐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们热衷于为舞台中央的故事立传，两位社会学研究者则把目光投向了边缘，他们花了数年，为城市拾荒者写了本书。
今年9月，作者之一张劼颖站在演讲台上，回忆自己曾与拾荒者密切接触的经历。不久前她看到一条书评，有人把他们的书跟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联系起来。张劼颖“五味杂陈”，质疑把拾荒者当作最卑微、低贱的群体。
“他们在哪儿生活？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追问过。”张劼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这位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的学者感慨，“对在城市中生活着的人来说，拾荒者这个群体仿佛总能在需要时出现，在不需要时消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2007年，张劼颖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门抵达位于北京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冷水村。她坐在沿街搭出来的棚子里，和外乡来的建筑工人聊着天，一个中年男人蹬着三轮车从她眼前经过，车斗里堆满了“垃圾”。
此后，她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胡嘉明教授一起，慢慢走近拾荒者这个“每天帮助城市排废，却不受关注”的群体。她们跟拾荒者密切接触了3年，在田野调查结束之后，也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
最终，两位研究者写出了一本《废品生活》。
一样和不一样
张劼颖记得，拾荒者通常几户共住一个院子，一家不超过10平方米。每个大院共享一个水龙头，房间门口支出小棚子当厨房，搁着小炉子烧水做饭。
马大姐家大铁门外挂着木牌，写着“废品收购站”。她家租了个整院，一年6000元租金。张劼颖走进这个院子时，看到瓶子、塑料袋之类的回收物品分类码放着，堆得高高的。
屋里很干净，墙角有个合金脸盆架，搁着水和香皂，马大姐洗手洗得很频繁。
她1993年跟丈夫一起进了城，两口子在火车站待了五天五夜，只花了5元钱，每天分吃一个1元钱的面包。他们四处打零工，攒起第一个500元，买了三轮车，成为拾荒者。有一天，三轮车剐蹭到一辆货车，被车主当作赔偿拉走了。马大姐两口子“在家躺了3天，没人说饿”。然后他们重新爬起来，跟亲戚借钱，又买了一辆三轮车。
2007年马大姐40来岁，会和当时20来岁的张劼颖聊“闺蜜之间的话题”，比如孩子、老公、父母。
另一个会跟张劼颖聊女性话题的人同样40来岁，张劼颖只知道她来自陕西，叫她老乡大姐。
老乡大姐文着半永久的眼线，梳齐刘海，穿紧身裤，脚踩高跟鞋咯噔咯噔穿过堆着废品的大院。张劼颖从没见她穿重样儿的衣服，两人闲聊的话题还添上了化妆品。有一回，老乡大姐突然盯着张劼颖看，夸她“皮肤好”。话题最终落到了城里和乡下的天气对皮肤影响的差别上。
“他们和我们没那么不一样。”张劼颖说。
但他们没几个人坐过地铁和公交车，也没人踏足过这城市著名的旅游景点。只有一个拾荒者顺口提到，自己曾经翻墙进过颐和园，“省下了票钱”。
这些人偶尔凑在一起读收来的旧报纸。一次，大伙儿讨论一则电信诈骗案。有人说，“骗子怎么这么坏”。还有人笑，“这些城里的老人，怎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张劼颖发现，他们不大关注明星和娱乐新闻。时政类的消息倒是会看，但还是更关心和生活有关的事。年纪轻的喜欢说些创业话题，年长的，会拉着张劼颖谈论子女教育。不止一人问张劼颖：“能不能跟我家孩子聊聊？”
没人提过具体的要求，比如介绍学习方法或列一份书目。他们只是想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让自家娃接触一下。
那段时间，张劼颖添加了好几个孩子的联系方式，有的在父母身边，有的在老家，但QQ对话框除了问好，就只剩一片空白。“那些孩子也并不是真的想跟你聊。”这是张劼颖多年后的感慨。
四川巴中来的王大哥曾告诉她，自己有个在老家当校长的父亲和一个当老师的大哥，姐姐在成都做生意，“又自豪，又有点矛盾复杂的情绪”。
王大哥时不时会发短信给老家的两个女儿，提醒她们好好学习，也经常打电话到学校。有一回他过年回老家，先去网吧门口蹲守，看孩子会不会瞒着他逃学上网。
蹲了两天没堵到人，他回家又诈两个孩子，“听说你们总去上网”。女儿们回答“根本不可能”，他这才放心。
王大哥在老家附近的县城买了一套“电梯房”，邻居问他在哪里发财，他回答北京，又问做什么营生，他就含糊了。
“在这老家新楼房，他是一个县城居民……在这新房子里，垃圾是用来丢弃的，而不是回收的。”张劼颖在书中写道。
也有人把孩子带在身边，比如来自四川仪陇的小张。小张的儿子“在垃圾堆中长大”，不到1岁就坐在父亲收垃圾的三轮车里来回摇晃，大一点开始在院子里疯玩，“把垃圾场当作游乐园”，“台秤是他的秋千，货架是他的滑梯”。孩子性格开朗，长到3岁也没生过什么病。
当时的张劼颖很疑惑，“这么脏的环境能育儿吗”，母亲没有产检过，孩子也没有打过预防针。11年之后她的想法变了，“我自己有孩子之后，才发现他们的选择其实已经是当下最好的了。母子不用被迫分离，尤其是孩子那么小。”
小张家的孩子最后还是送回了老家，老乡大姐留在老家的儿女，反倒接来身边。屋里多了两个小孩，她“开朗了许多，话也多了”，就连对张劼颖的态度都“不一样了”。
赚一点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权利
小张在中专学的是粮食调度，还没毕业，粮站就都不存在了。他退了学，去北方的大城市闯荡，最终投奔了拾荒的姐姐，跟着入了行。
小张原本每天要赶去一个离他住处四五公里的高档小区，帮着物业把小区的垃圾装进环卫部门的垃圾车里，其中可回收的部分归他。这个活儿是他每月花几十元跟物业承包来的。比起到处翻垃圾箱，“包小区”的收入要稳定一些。
这个80后的年轻人一直想着转行，他曾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老家打工、开店，临走前向张劼颖道别：“以后就不回来了。”
但他还是回来了，老婆生了二孩，他需要赚更多钱，回到原先的小区继续收垃圾，这次，物业没跟他要钱。
原来，他走以后，小区还得调人一大早去装运垃圾，物业人手紧张，又不愿专门花钱雇人。只要小张肯回来，每天早上继续帮他们搬运装车就可以了。
后来她辗转听说，小张跟人合买了车，开始从回收中心收垃圾。
开废品回收中心的王超进城10年了。他记得小时候，学校老师吓唬学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收破烂、扫大街”。
2005年王超17岁，在他的家乡，很多人进了城，以收废品为生。有个做这行的朋友叫王超去帮忙，他还纳闷，“收这个也能养家糊口”。
入行前，他怕会叫人瞧不起，13年后，这份顾虑没能完全消除。即便他从没真正遇到过异样眼神，也没听到不好听的话，但负面的想象总在他心头飘着。
“其实老师不应该这样说，这些工作没什么低人一等的地方。”如今年过30的王超感慨，“而且，收废品甚至还是整个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2005年夏天，王超先是跟着朋友做废品的回收和分类，去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或单位回收塑料瓶。不到一年，他开了自己的回收小店，成了当时那家废品回收市场里最年轻的店主。
刚开始他不懂行情，值2元多的塑料膜，3元收了，“对方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如今在他的废品回收中心，收来的塑料废弃物会被清洗分类，运往河北等地的工厂，做成生产原料。王超和许多厂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一年的纯利润大约有七八万元。
大多数拾荒者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被纳入监管。“废品经济是非正式经济中的一种。”胡嘉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他们的资本很少，利润也很微薄。城市夹层的中下阶层里，其实存在很大的非正式经济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拾荒者想要赚一点生活费，也赚一点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权利。”
仅在北京，2014年就有大约二三十万名农民工成为拾荒者，参与到这项非正式经济中来。
“中国的废品回收率其实是很高的，回收的种类也很多，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常年推广垃圾分类的环保志愿者陈立雯说。据她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废品回收工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拾荒者出现，参与到城市生活被折叠的这一部分当中。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废品回收率比我们的好。其实在中国，废品回收才是真正的垃圾分类。”陈立雯说，“这些从事废品回收的外来打工者，实际上对中国垃圾回收率的提高，作了很大的贡献。”
大多数拾荒者是一个人或夫妻二人，与其他进城务工人员相比，他们的居住环境更糟糕。冷水村的拾荒者住处没有厕所，许多户共用一个旱厕，定期打扫清理。有些拾荒者的孩子假期到父母身边暂住，发现所谓在大城市打拼的父母，日子过得还不如在乡下舒适惬意。
分拣垃圾需要场地，城市的中心地带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这使得他们必须选择“边缘”。当城市扩张时，拾荒者被推着向外迁移。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北京拾荒者的主要活动范围从三环一直外迁到七环。
收垃圾的地方和分拣垃圾的地方离得越来越远，相应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陈立雯提到，废品回收几乎持续了10年的黄金期，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放缓，一同消退了。北京五环路和六环路之间的废品回收市场大多已经关闭，许多规模比较小的回收站也消失了。陈立雯2016年去访谈调研的时候，得知大概有50%左右的拾荒者离开或转行。前不久她再去，这个数字成了75%。
陈立雯不希望那些原本可以被回收利用的垃圾，最终被填埋或焚烧，“原有的废品回收体系在瓦解，新的体系如果衔接不上，就会出现断层”。
王超坚持下来了。不久前中国停止进口洋垃圾，他意识到转机，一些能够做成生产原料的回收物品价格提高了。
他曾试着做过一阵子电商，但最终还是把网店转让给亲戚，“习惯了，不想转行了”。
大多拾荒者入行是为了糊口，也有人是不喜欢朝九晚五地打工。张劼颖和胡嘉明的书里提到，有拾荒者在冷水村待到“村支书都换了好几任”，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年代，他两次被送回老家，又回来继续收废品。他说这一行最大的好处就是想开工就开工，自由支配时间。
但王超发现，自己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少了，“没上工就没有收入，开支还很大”。为了不被市场淘汰，他每天从早干到晚，全年无休。
开放，也封闭
在胡嘉明的印象里，很多拾荒者家庭起初并不愿意受访。她和张劼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接受他们进入的院子。那个院子有12户人家，其中10户都是都是收废品的。
老乡大姐也住在一个这样的院子里，起初她不承认自己是个拾荒者。她的老公是建筑工人，工作是拆掉废弃的房屋。拆房子的过程会产生大量可回收的垃圾，成为这个家庭的收入来源之一。
张劼颖曾指着院子里堆着的废品问老乡大姐：“你是不是干这个的？”对方摇头：“不是的。”问了几次都如此。
直到有一天，张劼颖看到老乡大姐蹬着三轮车进了院子，车斗里装满了生活垃圾。
当时情境下，张劼颖决定不凑上去追问，一种“微妙的尴尬”存在于两人不小心交汇的眼神中，张劼颖急忙“跑开了”。
“没有必要去刺伤她的自尊心。”她说。
老乡大姐最后在闲聊时告诉张劼颖，自己没事儿时也会去“捡破烂”，又专门强调，去的次数“不多”。
整个调研过程持续了数年，张劼颖与许多拾荒者建立了信任关系，老乡大姐是其中最让她感到艰难的一位。
在社会学的术语中，这种与调研对象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被称为“进入”。张劼颖用了半年多，才一步一步进入了拾荒者的生活。“让他们足够信任你，愿意给你提供研究的信息。”
进入的过程，首先要进门。拾荒者合住的院子很少会关上大门，院子里有处理废品的大片空地。张劼颖走进去，看到有人正在忙碌，就会上前打个招呼，“大哥您是哪里人”“你今天生意还不错吧”。
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冷水村里“混脸熟”，或是在村里走来走去，或是在小卖部门口坐着，“让这里的人知道，哦，有这么一个人”。后来她走进那些陌生的院子，会看到一些并不陌生的脸。也有人对她产生了好奇，主动问她是来做什么的，从哪里来的。
后来，张劼颖去过许多农村和小镇，她渐渐发现，拾荒者群体既不像传统的农村居民，也不像城市居民。
如果赶上饭点儿，村民十有八九会开口邀请她一起吃，可再熟悉的拾荒者也很少向她发出过邀请。
有一回，老乡大姐端着面碗，一边吃一边和她聊，没问她一句。
“这一点和他们在农村的时候不一样。”张劼颖有些感慨地回忆，“或许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都特别小，吃得也极其简单，所以他们觉得，不是能够招待人的样子，还不如不要招待。”
她还有个猜测：“也可能是他们没把这儿当家，你去他们家，是客人，要招待，可这儿是工作的地方。”
拾荒者圆大爷邀请过她，张劼颖没有真的坐下来吃。这位老人进城几十年，一家子四世同堂，都在冷水村。
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各有各的小营生，老两口拾荒贴补家用。他头发花白，披着洗到褪色的军大衣，像是随时准备弯腰捡起矿泉水瓶子。
张劼颖记得，有一次，她和一个院子的4户人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可某天她踏进院子后，4家人都告诉她，“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很突然，把我之前送给他们的礼物也全部都扔回到了我身上。”她有点难过，尽管访谈和调查确实带有目的性，但在过程中她付出的感情是真实的，“我是真诚地希望跟他们交朋友。”
她开始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在面临什么”，这种思考和追问本身也成了研究的一部分。这4户人家是互相认识的，一个院子就是一个小型的社群关系，住在一个院里的拾荒者既是邻居，也是老乡、朋友、同行，形成很紧密的网络。于是会出现这种“一家拒绝你，等于一个院子一起拒绝你”的现象。
张劼颖猜，他们之间肯定通过气。“比如某天有人说，这个学生写的事，也许对我们并不好。其他的人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
他们敞开着院门，紧闭着房门；聊工作时含蓄，聊家长里短时健谈；他们面对陌生人时看似热情，但保持着距离。
“拾荒者活得比较小心翼翼，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城市边缘，是随时可能被踢走的。”张劼颖说。
更多人还是选择了信任这两位年轻的学者。用马大姐的话说，“你如果不是学生，我根本不让你进门”。
马大姐的儿子在城里读完了小学才回老家，孩子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坚决不让儿子碰一下废品。有一次，儿子想帮忙收拾一下收回来的塑料瓶，她当场就发火了。
她想让儿子读书、考大学，再也不要做自己这一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