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省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省已创建美丽乡村先进县58个、示范县12个，打造美丽乡村风景线300多条，培育美丽乡村精品村（特色村）近3000个。图为2018年10月航拍的北汤村生态园和整齐的农民新居。（均为资料图片）
上图：福建省连城县隔川乡隔田村是福建省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通过电商平台将当地10余种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图为2018年11月，该村黄德应（左）夫妇在打包顾客购买的薯类产品。
下图：河北省巨鹿县是国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县。图为2015年12月，该县西郭城村家庭农场主王春山在展示他的“职业农民证”。
“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让全国的老百姓往好日子奔，我就要闯出一条道来！”农村题材电视剧《黄土高天》近日正在央视热播，剧中秦学安的话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强烈共鸣。
该剧以丰源村三代人的奋斗故事为背景，展现出从传统农民到职业农民、合作社到包产到户、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以及农民、农村干部和农村企业家坚守脚下土地的初心。
剧中丰源村的变化，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面镜子。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偷偷按下鲜红的手印，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40年峥嵘岁月，40年风雨兼程，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宣告终结，7亿人口实现脱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数亿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迎来“新生”，农民获得感、幸福感逐步提升。如今，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各项惠民利农政策落地生根，广袤乡村向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方向迈进，揭开了“三农”发展的新篇章。
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田”
农业焕发活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部分农村仍处于相对原始的农耕状态。自然气候条件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丰歉，“靠天吃饭”是那个年代农民的真实写照。
1975年出生于福建省建宁县溪口镇杨林村坪上小组的黄勤建对此深有体会：“上世纪80年代，农民真的很辛苦，种地全靠劳力。一年到头，一大家子人都在围着水田地转悠，也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读完小学四年级的黄勤建辍学在家，一直跟着父母干农活。
1993年，黄勤建尝试着购买了村民小组第一台拖拉机。“有了拖拉机，种田方便多了。”黄勤建说，拖拉机耕田，一天可以耕十几亩，效率很高。除了自用，还可以帮村民们犁地，赚取每亩15元的劳务费。尝到机械化带来的“甜头”，他在1995年又买了一台拖拉机，几年后还买了全县第一台收割机。
进入新世纪，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正式实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彻底取消，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渐完善。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拖拉机等“铁牛”的上岗，使乡村的耕牛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2009年，原农业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意见》，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机械化生产、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年，黄勤建注册了勤建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6人。
10年不到，勤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增至60多人，农机手23人，合作社内的农机集耕、种、防、收、烘于一体，共有五大系列11个类型近千台（套），连喷农药都用上了无人机。今年合作社共承包14000多亩田地，为农户提供各类作业服务。
农耕方式的转变，推进了农业现代化。2004年以来，全国粮食连续十四年获得丰收。之所以能够实现“旱涝保收”，另一个“功臣”是设施农业的蓬勃发展。
“十年九旱”的辽宁省朝阳市，曾是全国十大贫困地区之一。原农业部于1988年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以来，该市抓住机遇发展设施农业，经历了竹架塑料大棚、钢架大棚、连栋温室三次更新换代，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寒潮侵袭，气温骤降。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六官营子镇六官营子村村民张红胜的大棚里却是满目葱翠，一根根新鲜嫩绿的黄瓜顶花带刺。“现在棚内的温度、湿度都智能监控了，一亩四分地的大棚，收入能超过13万元。”说起今年的收成，张红胜喜上眉梢。
而在南方江苏省沛县杨屯镇洪福湾家庭农场，水质监测、液位控制、开关增氧设备……这些原本需要走到塘口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通过手机或电脑就能轻松完成。
“摄像头360度无死角旋转，不需要人工巡查，就能了解鱼池的情况。”农场负责人王传亚介绍，从生产、管理、远程控制、预警预防等，每一步都可以让渔民明明白白。
借助现代农业科技，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技术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种地这件以前十分辛苦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简单高效。
从“脏乱差”到“美丽乡村”
农村华丽“转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土墙草房在农村比比皆是，村道都是土路，厕所也几乎是露天式的。每到雨季，村里污水横流、蚊蝇孳生。
到了90年代，农村经济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环境“脏乱差”现象仍然存在。有车开不进村，有病找不到医生，农闲只能打牌玩麻将……由于交通、医疗、文化设施缺乏，农村总是留不住人。
2000年后，国家开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许多农村地区旧貌换新颜。
“要致富，先修路。”为改变大量乡镇和村庄都不通公路的状况，2006年起国家实施“五年千亿元规划”，连续5年共投资1000亿元修建农村公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四好农村路”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如今，6亿农民“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成为现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不断提升。
“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超过400万公里，99.99%的乡镇和99.97%的建制村通上了农村公路。”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便利通达的农村公路网络，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8年9月26日，联合国的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颁奖典礼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被授予“激励与行动奖”。这是农村华丽“转身”的另一成功实践。
自2003年起，浙江省选择1万多个建制村率先推进农村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后，整体推进生活污水、畜禽粪便、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整治和农房改造建设。至2017年底，全省2.7万多个村实现村庄整治全覆盖。
走进浙江省舟山市大名鼎鼎的渔村乌石塘村，两座对峙的黛色山峰夹拥出一带椭圆形的海湾，拳头大的鹅卵石在海水激荡下发出哗哗的响声。
结合村容整治，当地政府提出“渔民上岸、游客下海”的新方略——鼓励渔民上岸办渔家乐，吸引游客下海泛舟垂钓。全村几乎家家都开办渔家乐，来村里打工的外地农民工近千人。
300公里外的义乌市也抓住了机会，鼓励因地制宜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何斯路薰衣花园、赤岸“欢乐田园”、上溪“十里桃花坞”、义亭“十里红糖飘香”、后宅“四季果园”……陶醉山水之乐中的农民，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从“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
农民大有作为
长期以来，农民是一种社会身份。计划经济年代，“农转非”曾是许多农民的梦想，因为这样可以端“铁饭碗”，吃商品粮，看病能报销，退休也能领工资。农民子女被教育得最多的话也是“好好学习，将来跳出农门”。
据统计，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为8亿，其中贫困人口规模达到7.7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当时，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转移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仅在1991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就达到1亿人，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打工方式深受农民喜爱。
然而，90年代末，在国企改革、外资进入、私企崛起等多重因素的竞争下，乡镇企业日渐式微，农民在家门口打工的机会减少了，只能“离土又离乡”。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大营子乡土庙子村的张立峰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进城务工大潮。
不仅是土庙子村，10多年来，全国很多农村青壮年都曾外出谋生，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很多甚至成了“空心村”，农村的土地大量撂荒。
进城后的张立峰当过司机，干过泥瓦工，后来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干了8年修理工。到了养家糊口的年龄，一些小伙伴在城里扎了根，而他却越来越有一种“既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去农村”的沮丧感，迷茫了很久。
2014年夏天，回到老家的张立峰发现，昔日的小村庄早已不是他“逃离”时的样子了——这个距离县城8公里的城郊村，交通条件变好了，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土坯房变成砖瓦房，干净的自来水流进家家户户的水缸，撂荒的土地成了香饽饽，村民纷纷承包土地发展规模化种植，走上了依靠产业发家致富的道路。
土庙子村居然出了百万富翁，比张立峰年长几岁的表哥杨久军承包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带动村民种植圆葱、辣椒、胡萝卜，有的产品远销港澳等地区。
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不同，新型职业农民了解市场需求、接受新技术，能够完成标准化商品交换，还拥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
2016年，张立峰走上了“回头路”，回乡加入合作社，承包1000多亩土地。“农民的身份一点都不掉价！”现在的张立峰经常晒自己的家底：崭新的约翰迪尔拖拉机、新款的青岛洪珠马铃薯播种机，还有他靠种地赚钱新盖的大房子。
像杨久军、张立峰这样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先导力量。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要把农民概念回归职业概念，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报通讯员 沈昌培 陈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