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名为“鹊桥”的中继星成功发射升空。这标志着人类首个以月球背面为目标的探测任务——嫦娥四号探月工程迈出了第一步。
从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到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往返太空，再到此次“鹊桥”升空，我国航天事业在40多年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从以跟踪为主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新阶段。
“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2016年，北斗二号卫星工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谈及航天事业高速发展的动力时，北斗二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杨慧如是说。
在她所属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技集团），从团队到个人，从技术到机制，“创新”二字都贯穿其中。
“10年内的技术都不考虑”
“我们实验室里，先问新不新，再问成不成。”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一位来自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介绍。由于大多围绕空间科学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问题开展探索研究，在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瞄准的都是未来10年之后可能出现的技术。因此，也有人打趣说，这里的创新“最原始”。
成立于2011年的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是航天科技集团“预研团队”的典型。在规模宏大的航天工程中，让一个项目“从无到有”，就是预研团队的主要任务。新技术、新理论、新课题，这个团队始终在与“新”打交道。
任何航天工程，都要以预研技术储备为基础。“十二五”期间，航天科技集团围绕11个重大领域数百项核心技术形成的预研技术储备，保证了“十三五”期间以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系统、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等为代表的一批重大型号工程和项目的顺利实施。
如果说预研团队是航天科技集团“技术创新”的代表，那么“四个一代”则是机制创新的宝贵财富。所谓“四个一代”，是指“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
航天工程耗时长，环节众多，既要保证持续的技术创新，又要保证关键项目按时完成，不是一件易事。航天人形象地把“探索一代”比喻成“要下地的种子”，“预研一代”是“地里种的庄稼”，“研制一代”是“锅里做的饭”，“生产一代”是“碗里吃的饭”。
许多年轻的航天人都听师傅们念叨过：“没有探索一代的种子，就没有地里种的庄稼，就没有锅里做的饭，也就没有碗里吃的饭。”
有了“四个一代”技术开发机制，科研生产线上忙闲不均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各项航天工程的研制进程也大大加快，航天工程型号循序渐进和系列发展得到了保障。
“雕刻刀里也有创新”
在航天科技集团四院，要认出徐立平很容易：他走路时身体总是朝着一边稍微倾斜。这是他长年以一个姿势雕刻留下的“职业病”。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航天型号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是难度最大、最危险的工序之一，并且无法用机器代替。而药面精度是否合格，又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
自1987年进厂，火药“整形师”徐立平刻下的每一刀，力道和角度都要靠自己判断。
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所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为了这个数字，徐立平光是重复练习铲火药，就练坏了30多把刀具。
最终，徐立平雕刻出的药面，误差不超过0.2毫米。30多年来，他的“整形”合格率，始终是100％。
为了杜绝安全隐患，徐立平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其中一种还被命名为“立平刀”。
“实验室里有创新，雕刻刀里也有创新。”在航天科技集团，创新不仅体现在“高大上”的前沿技术和开发机制中，也体现在平凡的岗位和班组之中。
王连友担任班长的五院529厂精密制造中心数控班，近年来共有7人次获得国家级和集团级数控竞赛的前三名，还培养出3名特级技师、17名高级技师和17名全国技术能手。“这要归功于‘N+1+M’的人才培养模式。”王连友说。
原来，精密制造机床设备的快速更新换代和复杂高端化，要求操作者具有全面技能知识和极强的适应能力；传统的“一师一徒”模式下，徒弟一般只能学到一门技术或一种操作系统，已无法适应需求。
为此，王连友在班组创新推出了“N+1+M”模式。N代表多位高技能人才师傅，1代表一名接受培训的徒弟，M代表徒弟要学习的多种操作技能。一名新职工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在不同阶段跟随不同的名师学习不同的设备和技能，大大提高了年轻人才成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个人成才不算本事，让一群人成才才是本事。”说起自己的班组，曾获得“中华技能大奖”的王连友颇为自豪地说。
“鹊桥”的成功搭建，像一面镜子般映射出航天科技集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创新探索，也映射出航天人世代相传的创新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