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土地，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千百年来，中国大大小小的社会变革和制度流变几乎无一不是围绕着土地而动，但自下而上的土地制度变革却几乎从未有过。
1978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和17户村民，在那张著名的分田到户协议书上，以红手印摁下求生的勇气。严俊昌说：“我们要想把肚子吃饱，那就只有一家一户地干。那时候明显知道（这是）犯法坐牢的，我就号召我们怎么救活自己的命。”
在历史的定格里，不仅18户村民和小岗村的命运从此反转，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动机也由此发动。
如果说，小岗村以自己朴素的求生勇气实现了从下到上的时代突破，那么中国政府各级有识官员则以决绝的政治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曾说：“1978年是大旱，我到了肥西看看，那里山南包产到户了，麦子长得很好。包产到户又违反党的决议，又不符合宪法，我说怎么办。我首先跟陈云同志商量的，他说我双手赞成。以后我跟小平同志讲，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2年到1986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联产承包被逐步深化确认，并在全国推开。其中，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土地转包。也是在这年，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从2004年到2018年，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无一例外地聚焦了农业农村问题。而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无疑是又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三权分置是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重大的制度创新，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制度性安排。
土地制度改革，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更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但无论怎样改革，40年间，一切以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未改变。
上世纪70年代，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有两块“招牌”，一块摆在明面上——“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块围在围墙里——一个“偷偷”开办、创造百万元利润的五金厂。这是另一棵大树的萌芽，动力也是让农民富起来。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曾说：“我们为什么搞？我们为了老百姓要富，为了改变我们农村的面貌。”
1978年后，中国农民成为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商品生产者，农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大量剩余劳动力也由此产生。在与华西村相距约1500公里的广东顺德，何享健几乎同时意识到时代变了。1980年，他的瓶盖、五金小作坊第一次开始制造风扇，大多数技术都来自国营工厂技术人员的业余兼职。这家企业后来有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美的。何享健回忆说：“讲得好听一点叫‘星期天工程师’，实际上是‘黑师傅’，那时候是不合法的，他们出来帮我们不合法、我们请他们也不合法，就在晚上偷偷摸摸干起来。”
1985年1月，《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十项政策》发布，号召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和税收优惠。此后8年，美的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这是美的、科龙、格兰仕们的黄金时代！而华西村，也在1995年跻身中国乡镇企业经营规模第三。到2003年，吴协恩正式接班父亲、成为华西“新书记”时，中国乡镇企业面临的已是全然不同的挑战。尤其是近5年来，这家拥有8大公司、40多亿固定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谋求的已然是进一步的转型升级。吴协恩表示：“我们不仅在传统工业上面不再扩大，而且我们把过去落后的产能逐步地梳理，能技术改造升级的就技术改造升级，不能技术改造升级的坚决关。”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乡镇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成绩斐然。1980年，扣除农业提供的部分，乡镇企业提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3％，到1990年这一指标提高到13．3％，1995年进一步上升至24．7％。
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乡镇企业的腾飞，让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向下转移，1990年之后的10年，农民税费负担总额从469亿元增长到1359亿元。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农业税包括4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这4税合在一起还不到400亿，但农民交了1350亿，还有乡政府要向农民收的统筹款，义务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民兵训练统筹、军烈属优抚资金统筹、乡村修路架桥费用统筹……所以当初有个口号——‘农村的事情农民办’。”
1998年，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原党支部书记毛丰美首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取消农业税。他说：“我提出建议后，他们说你这不扯吗，怎么能不拿农业税呢？我说那不对啊，城里人挣工资，800来块钱以后才纳税，一年一万块钱了，俺们农民全年才挣400块钱，征税点差20倍啊。我提了8年，年年提、年年提。”
2000年，以“三个取消、一个逐步、两个调整、一项改革”为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率先在安徽试点。2006年1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黄维健介绍，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取消了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在我国存在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彻底与农民告别。农民减负、地方减收这一部分缺口是由财政来进行弥补的。
农村的事情由农民办改为财政办。农民的负担卸掉不容易，财政的投入加上去也不容易。数据显示，2009－2011年间，全国农林水事务总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保持在9％左右，而同期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则保持在13．4％左右。公共服务投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
于是，近年来，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的，建立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强力推出。
陈锡文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城乡规划要一体化、产业布局要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要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要一体化。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个提的就非常清楚。2013年的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的农村考察的时候讲了一句震动很大的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后来他又提到，关键是要看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乡。习近平总书记点得很清楚。”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中国打响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扶贫攻坚战。
习近平：我们将持续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扶贫减贫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现行标准下我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减少了7亿4千万人。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被摆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采取了超常规的举措，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
2020年中国要彻底消除贫困，意味着平均每分钟要脱贫约20人。这场决战，分秒必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2018年，我国的目标是再减少1000万以上贫困人口。对贫困发生率在18％以上的县和20％以上的村，各省要进行跟踪监测和预警评估；对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的县和30％以上的村，开展解剖麻雀式的逐一分析研究，加大工作指导，督促落实。
2017年，党的十九大吹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嘹亮号角。这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习近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8年9月23日，农历秋分，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它是节日，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日，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是对农民主体地位的高度认可。它是号角，但又不是普通的号角，它发轫于乡村振兴元年，是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再动员和新鼓舞，它必将凝聚起亿万农民的宏伟力量，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谱写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