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难”城市病并非毫无解决方法
大城市年轻人通勤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渐攀升的居住成本，香港大学在读博士姚远对此深有体会。
姚远说，在学校附近租房，三四千港元只能租到破旧的“劏房”：由厨房改的几平方米空间，“房间无法放下四把伞”，灶台处搭一块木板，就是睡觉的地方了。而现在他租住在深圳湾附近，居住条件好了很多。但相应也要接受口岸过关、搭三班地铁、一班巴士车全程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过程。
这似乎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历经的生存体验。工作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戈艳霞就深受其扰。为了协调一个课题，她几乎每天要在清华大学（西北五环）与中国社科院（东南二环）之间跑。
戈艳霞心中，理想的租房位置处于两地中间。但当时她的工资只有4000元，只好退而求其次，租住了清华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房间。“房租2800元，剩下的勉强够吃穿行，再不敢奢望其他消费”。
为了不耽误工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堂林也专门在学校附近为父母租了房子，自己更是时常“蹭住”，以便骑个自行车就能上下班。
在叶堂林看来，通勤难，是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瓶颈。这既与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变得越来越大有关，也与规划部门前瞻性不够，造成公共设施体系不匹配有关。“以北京为例，市政基础设施为1100万人口配备，实际上随着外来人口涌入，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交通等自然承载不了。”叶堂林说。
戈艳霞则将“通勤难”指向三个“变量”。首先是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单位，导致单位提供住房等福利保障的功能基础丧失。其次是就业和居住的空间关系进一步疏离，形成了多个相互分离的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最后是家庭随迁的现实需求。
“与家人团聚、一起生活往往需要空间更大的房子和更低的物价成本，而远离就业区的房子会更大更便宜，物价成本也相对更低一些。”戈艳霞3年前对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发现，该群体平均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小时的人数比例高达63.19%，通勤压力明显高于总人群平均水平。
“眼下的问题，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必由阶段，是阵痛，并非毫无解决方法。”叶堂林建议，政府部门将外来人口纳入自身人口管理范畴，根据实际现象配备基础设施。同时，为中小城市创造发展机遇，让年轻人拥有更多选择。
“从就业区和居住区的空间关系改造入手治理通勤问题。”戈艳霞给出对策。她建议通过增加就业集聚区的居住机会，或通过增加居住集聚区的就业机会，来改变当前职住失衡的格局。
在大多年轻人眼中，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提高通勤舒适度。针对该问题，叶堂林建议，提高车站密度，调整公交线网的覆盖密度，开设针对不同人群的快车、慢车，并在一些大城市打造“公交+地铁”“市郊铁路”“城际铁路”的通勤系统，更好服务都市圈的三个圈层。
除了宏观上的调控手段，叶堂林还建议，上班族在早晚高峰期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私家车对于道路的占有量，和它的出行效率相比还是不够的。”（应受访者要求，除戈艳霞、叶堂林，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