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80岁学会用电脑，90岁开始写打油诗， 92岁当上了广州亚运会火炬手，98岁为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成立30周年题写了横幅。年近百岁，他还坚持终日伏案，“从鸡叫忙到半夜鬼叫”，从不给自己放一天假。他在自述中说，“文化大革命”夺去了他10年的宝贵时间，他想“尽力省回来”。
徐进记忆中的老师，在“文革”下“牛棚”时一样乐天派。他鼓励学生多读书，带领他们爬山、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但方成自己知道，那是极其苦闷的10年。以往性情开朗、爱说爱唱的妻子变得沉闷不堪，他自己则闷着头整日写检查，“已被压成任人宰割的动物，和文明世界是不相干的”。
没有画画的那10年，他收获的唯一好处，是从此“敢于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分辨是非”。
下放结束后回到报社时，《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漫画，画出的猪如象大，花生壳可以当小船。方成不在北京，没赶上去画，倒是赶上了批判“大跃进”的那一拨。
1979年，方成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从邓小平的祝辞中得知允许画国内题材的漫画了，他立即请假创作了一批讽刺画，于次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中国首次个人全国漫画展览。
为铁拐李画像，他别开生面地标上“神仙也有缺残”。《不要叫“老爷”》讽刺有些“公仆”满脑子封建官本位思想，《老教授卖鸡蛋》则影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思潮。最出名的一幅是《武大郎开店》，讽刺武大郎嫉贤妒能，比他高的都不用。这幅漫画后来被编成广东戏、河北梆子剧演出，方成美滋滋地从天津电台广播上录了音，收藏起来，这是他特意“回敬”当初给他穿小鞋、“整”他的人的。
他对过去仍然耿耿于怀，时常愧疚没能帮助亲友“亏了心”，又认定妻子后来因心脏病去世是因为那几年“伤了心”。
“传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捏出来的。我没见过上帝，但确实看到，也实在感觉到我接近的那些人，个个都把我当成一团泥，用手使劲捏，想把我捏成和他们一样。我用镜子照照，果然，他们并没有白费劲。”他在自传中写道。
可谁也无法把他捏得和别人一模一样。人到晚年，他的状态越来越松弛和包容，可骨头还是硬的。“泥是越捏越吃力的，因为渐渐失去水变硬了。我看，人大概也一样。”
时间仿佛一双无形的手，在他身上留下越来越多痕迹。
近两年，方成的身体渐不如从前健朗，稀疏的白发覆盖不住瘦得突兀的额头，自行车也换成了轮椅，碰见人还是热情地打招呼，只是时常喊错名字。有一次在电梯里偶遇常来往的好友兼邻居李辉，他想了又想还是没能叫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我知道，两个字”。他频频梦到早逝的妻子陈今言，醒来忍不住感慨，“她倒好，老是那么年轻，我却老成这个样子，怕是都不认识了”。
给他打电话，他耳朵有点背，听不清话又不直说，就自个儿嘟囔：“唉，我就不愿意当老头儿，他们非让我当不可！等着，我给你拿耳朵去。”话筒那头的人一听就乐了，知道他去拿助听器了。
暮年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这个不服老的老头儿身上，漫画的黄金时代也悄然逝去。
沉下心来画漫画的人日益稀少，各大报刊也相继砍掉了漫画版。方成总结了一条规律——“生产不断发展，稿费依次不断削减”。
上世纪50年代最“阔气”的时候，一幅漫画稿费20元，够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小饭馆一碟红烧肉不过五角钱，在东安市场的西餐厅点两菜一汤1.7元，20元足够他请一两桌客人大快朵颐。到2000年左右，一幅画稿费100元或150元，就只够请一位客人了。欧阳强来拜访他，手头紧张或懒得出门时，煮碗“方家面”俩人就能对付一顿。
他不再画画，一头扑进了新的课题，做关于“幽默”的理论研究，平均每年出两本书。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是《方成谈漫画艺术》，中国图书界最高的三大奖项，它拿了两项，“填补了中国漫画史上的空白”。
“中国漫画界最大的官儿”华君武说，他画漫画只知其然，方成是“知其所以然”。
他费尽心思琢磨如何引起读者、特别是书店老板的兴趣，可书店老板似乎只对歌星、影星和主持人感兴趣。出版了这么多书，但他逛了许多书店几乎没看见过一本。但他还打算继续忙下去，“大概人想做什么事，上了瘾就没法脱身的”。
上次过生日，他用新学会的瓷板画画了一个大肚弥勒佛，题字“放下便是”，署名“百岁方成”。一年后，这个笑着走过一生风浪的老人，静静陷入了沉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