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双月刊7/8月号发表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大桥英夫的文章《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遍性》称,改革开放后的近40年时间里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被视为某种成功样板或许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雷曼冲击后,随着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依存度的上升,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引发全球关注。尤其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发表极具冲击力的论文《北京共识》后,全球范围内围绕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逐渐兴起。

文章称,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展政策为根据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作为摆脱上世纪80年代席卷全球经济的债务危机的良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出了“结构调整”的办法,这就是基于“华盛顿共识”推出的一揽子政策。但是迫使那些市场尚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结构调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招致失败,作为根据的“华盛顿共识”也遭到了“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理主义”的猛烈抨击。而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这样的主流思潮和政策存在差异的地方,恰恰是其本质特征所在。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妨看一看中国对援助体制都做了什么。

文章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与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基本理念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第一,DAC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福祉,而中国基于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了独特的援助理念。第二,DAC实施的是基于发展模式的援助,而中国出于不干涉内政的立场,不赞同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发展模式。第三,DAC保持着较高的赠予比例,强调的是不带有附加条件的自由信贷,中国重视的却是有偿援助和附带条件援助,但是发放条件非常宽松。

这样的援助理念也就是中国透过援助体制表现出来的中国模式。

文章称,更看重稳定、当机立断的中国的经济成功通过援助在一部分受援国获得了高度评价。虽然中国没有积极将此作为发展模式加以宣传,但越来越多的受援国以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样板。

文章称,存在对中国资本的新需求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现有的援助体制仍有改进的余地。此外,亚投行的建立表明,现有援助体制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需求,在重新认识基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国实施的援助已经对现有的援助体制形成“挑战”,其中也可窥见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