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廖海军：希望无罪结果能告慰父母
服刑11年，取保候审8年，顶着“杀人犯”的帽子19年后，廖海军终获无罪。他没有太过开心，心情反而更加复杂，“家破人亡，最宝贵的时间都在监狱，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宣判当天，廖海军特意穿了一件新衬衣和西裤，带着父母的遗像。廖海军说，父母抱憾离开，没有等到无罪判决，我希望这个结果能告慰他们。
“没有什么可开心的”
新京报：8月1日，得知要再次开庭时，你是什么感受？
廖海军：当时正在秦皇岛上班，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还是特别激动的，毕竟再审程序启动9年一直没有判决，得知这个消息后，感觉还是看到尽头，看到希望了。
新京报：当时有没有对判决结果做预判？
廖海军：无非三种结果。一个是维持原判，一个继续拖下去，还有一个就是无罪。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那样感觉摔得不会那么疼。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司法程序，希望与失望不断交叉，整个人都疲惫了。
新京报：这次庭审前做了哪些准备？
廖海军：我平时穿得很随意，没有穿过正装，但今天特意穿了一件新衬衣和西裤，我觉得这个状态对待这个庭审，是最正式的。另外，这次是我父母“陪”我一起来的，我把他们的遗像带上了，他们抱憾离开，没有等到无罪判决，我希望这个结果能告慰他们。
新京报：宣读无罪判决后，你是什么心情？
廖海军：当时没怎么哭，就是好想发泄、大喊，但是法庭不能随便说话，就感觉特别扎，心里疼了一下。
新京报：第一时间想做的是什么？
廖海军：我以为今天宣判以后能拿到判决书，我本来想拿判决书去祭奠我父母，告诉他们，我们家平反了，我们是清白的。但法院说五天内才能拿到判决书。
新京报：这个结果你等了多长时间？
廖海军：1999年1月26号，我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就开始等了。我始终认为，我不应该被当做嫌疑人或者罪犯。
新京报：中间有想过放弃吗？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熬不下去了？
廖海军：最难过的时候是在看守所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小，想过自杀，我工具什么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准备了一个刀片。刀片很锋利，一刀就能拉断(血管)。
新京报：为什么想自杀？
廖海军：公安局提审的时候，我说了好多次这案子不是我做的，但换来的是一通打。好多次，太多次了，感觉再怎么样都这个结果，已经绝望了。后来，想到我父母老的时候没有依靠，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新京报：你认为哪些力量推动了无罪判决？
廖海军：最主要的是我母亲和律师这两方面吧。我母亲付出的太多了，她从出狱开始，就一直在跑这个事情。
一开始是跑唐山中院，申诉到中院，中院驳回；申诉到高院，高院驳回，最后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北省法院再审。这些事对咱们农民来说，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我母亲为了申诉，在唐山待了半年多，在石家庄待了一年。夏天睡大街，冬天睡火车站，吃馒头，咸菜。当时，在石家庄就是捡瓶子维持生计。
新京报：你母亲之前不识字吗？
廖海军：我妈是小学二年级文化，基本上不会写字。她是在看守所学的写字，就想着出来以后，要帮我们打这个官司，连字都不会写怎么打官司？
新京报：对于这个判决，你内心感到开心吗？
廖海军：我现在心里一点都开心不起来，真的。期待这么多年的无罪下来以后，就会想起失去的那些东西。自由、青春，我感觉我失去的太多了，就好像在社会上缺失了一段时间，用多少金钱或者用其他什么东西，都换不回来的，而且现在这份迟来的判决，我父母也没有亲眼看见，真没什么好开心的。
“血是我母亲的”
新京报：当年被抓的场景还记得吗？
廖海军：我记得，有一天，我妈和我说，派出所找我调查事情。我们当时都知道这个案子，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我做的，来就来吧。
有一天晚上，我们刚吃完饭，警察直接来家里，把我带去新集镇派出所。进去没说话，给了我俩巴掌，让我好好想案发那天我做了什么。当时岁数小，你说找我调查事情，啥都没说上来就给我俩巴掌，当时就给我打蒙了。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戏厅或者打麻将，我也不确定那天我去干吗了，就说我打游戏去了，然后签完字就走了。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廖海军：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看见我家院子来了很多警察，他们直接把我带走了。到了派出所，就直接把我踢柜子那边。当时刚刚开始打我的时候，我还喊呢，因为挨着窗户，我那一喊就有人能看见。他们就把我带去了尹庄派出所，就在那打我。打到后面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承认了。当时想，我就算死了也不受这个罪。
新京报：你认为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跟你扯上关系？
廖海军：我一丁点想不到为什么。
新京报：你跟被害人熟悉吗？
廖海军：我和他们家只能说认识，但是不熟，也没说过几句话。双方家庭也没有过矛盾，脸都没红过，嘴都没拌过。都是一个村子的人，见面都会点个头。
8月9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廖海军无罪后，廖海军与两名律师在高院门口合影。
新京报：为什么交代在东屋杀害了两名女童？
廖海军：是我编的。比如说，他们问我死者穿什么衣服，我说穿红色的，就打我一顿，我说穿黄色的，再打我一顿，最后，我说穿白色的，说对了他们才会记录下来，也就不打我了。
新京报：后来警方在东屋发现了血迹，这是怎么回事？
廖海军：在农村，屋子里有血迹也是正常的。在城市里的话，可能在厨房才会有血，农村的话，磕碰出血都是比较正常的。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血是我母亲的，血型是一样的。测了两次都是我母亲的血，没有被害人的血。后来还去上海公安局做了鉴定，但是也没有说，就是被害人的血迹，只说不排除混有被害人的血迹。
新京报：判决后为什么没有提起上诉？
廖海军：我爸、妈判了5年，算上羁押期，过几个月就释放了。我怕上诉以后对我父母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外面变化太大了”
新京报：被抓时多大？
廖海军：17岁，当时刚刚上完初二，辍学在家，帮我父亲卖菜。
新京报：在监狱里是如何度过的？
廖海军：每天都在重复。感觉在那过一年和过一天没有什么区别。吃饭、出工、收工，每天都是一样的。
新京报：2010年取保当天的情况还记得吗？
廖海军：突然就取保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今天会有人来接我，等到快到的时候，我就去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当时还以为要回看守所，拿了很多东西，但走到门口，狱警问我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我说不是回看守所吗，他就说回什么看守所，你妈在门口接你呢。我一听这话，脑子就一片空白了，出来看见我妈，都喊不出口。
新京报：出来后，有哪些地方觉得不习惯？
廖海军：最不习惯的就是科技方面。进去前，我还没见过BP机是什么样的。1999年，村里只有家用座机。等我出来的时候，音乐手机已经出来了，我都不会用。一直在慢慢学习。
外面变化太大了，我记得附近有一条街，原来只有一座楼房，出来后发现整条街都是楼房，全是二层小楼房。
新京报：取保后，你做了哪些工作？
廖海军：做过小工，当过保安，还在钢厂做除尘工人。找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说这个案子，如果别人知道，可能就不会用我了。
新京报：取保后，村里人对你有什么看法吗？
廖海军：眼神不一样的，那种眼神会让人感到扎心。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悄悄议论，现在也是这样。以前总是说话的人，现在见面也就点个头。
后来到了2011年、2012年左右，感觉环境太压抑了，我就去北戴河，在那边租房找了工作。
“两个人都没等到这一刻”
新京报：父母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廖海军：我出来不到半年，我父亲就走了。今年7月16日，母亲也突然离世了，两个人抱憾离开了，都没有等到这一刻。
新京报：你和妻子怎么认识的，当时有没有提到这个案子？
廖海军：是在网上聊天认识的，慢慢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我跟她说过这个事儿，她说，如果我是冤枉的就支持我，如果没有冤枉，出来以后好好做就行了。
新京报：回想过去的19年，你会用什么词总结？
廖海军：“家破人亡。”最贴切了。还有就是“重生”，是家破人亡之后的一个起点吧。
新京报：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廖海军：申请国家赔偿，然后和律师商量如何去追责。
新京报：如果申请到国家赔偿，打算用这笔钱做什么？
廖海军：想在北戴河买套新房，然后买一辆出租车，多少能带来点利润。
A10-A11版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发自河北唐山 实习生 吕烨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