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16日发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保罗·斯塔尼兰的文章《美军试图控制外国冲突——而不是解决它们》称，2006-2008年的伊拉克“增兵”后，美国似乎找到了挫败海外叛乱的钥匙：派遣地面部队以提供服务和安全，从而赢得平民与归降的好战分子的合作。

在过去10年中，这种乐观情绪已经消失。伊拉克增兵的成功是脆弱的，而2009-2011年在阿富汗，这个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军队可以保护村庄，并且发展援助和管理项目或许会接着到来，但更大的政治势力——从当地政府内部的派别对抗到外部国家的干预——可能轻易抵消收获。

奥巴马政府（在2012和2014年）和特朗普政府（2017年）放弃了这种“以人口为中心”的反叛乱形式。美国的政策转向一种新的小型战争战略。这种战略可能避免另一场阿富汗或伊拉克风格的冲突，同时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大国竞争上。

文章称，美国的“暴力控制”战略依赖轻型地面部队、空中战力和同当地武装行动者松散的伙伴关系。它的目的是在混乱、分裂的政治局面中削弱和干扰好战组织，而不是将大量军力和资源投入建造强大的新政府。

从巴基斯坦到萨赫勒，从政治上看，这种方式的成本在国内是可容忍的，同时依然在冲突地区保持美国影响力。但这种方式还具备躲开国内政治监督的能力。这意味着，暴力控制的方式及其影响也未在美国引发实际争论。

暴力控制在实践中如何奏效？暴力控制回避了政治，而更支持长期致力于军事任务。这种方式将高水平的政治混乱、僵化或分裂的地方政权和长期的冲突视为理所当然。它的目标是干扰好战组织，而不试图建立新政府、刺激经济发展或大量投资于冲突后的重建工作。

它有3个核心成分：支援特种部队的美国轻型地面部队；对空中实力的严重依赖；根据情况同地方民兵组织、叛乱分子和政府结成伙伴关系。

文章称，在政治上，这个战略减少了成本和投入。美国的战争不会太受关注，美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添加或减少地方伙伴，而美国的反恐行动会保持不透明的状态。

军事上，这些是“锤砧”行动：地方民兵组织、叛乱分子或政府军同美国空中力量及特种部队合作，以占领土地，而无需让大量美军遭受危险。灵活性和含糊性同冷酷的杀伤力相结合，以颠覆敌人。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利比亚的国际干预和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战争是这一军事转变的预演。美国无意在利比亚的搞建设与维和，也无意在巴基斯坦扩大地面存在。

文章称，在利比亚，美国依赖空中力量、特种部队以及同民兵组织的联盟。在巴基斯坦，将情报行动同无人机相结合，并同巴基斯坦军队达成协议，以削弱好战组织。美国在北非与西非的存在也有这些特征。美国用特种部队和无人机支持地方政府反对好战分子。

2009-2011年，美国在阿富汗尝试了大规模反叛乱，但在那次“增兵”之前和之后，美军驻军数量一直较低，空中力量扮演了中心角色，而美军同一系列政权和民兵组织进行了密切合作。

文章认为，在针对“伊斯兰国”的战争中，美国的战略显然是暴力控制。在伊拉克，美国支持伊拉克政府、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和逊尼派武装组织反对“伊斯兰国”，结果在摩苏尔发生了血腥城市战争。

在叙利亚，美国同库尔德与阿拉伯民兵组织联合起来抵抗“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大量空中力量和一支小型美国地面部队参与了拉卡战役。该战役非常倚重地方武装组织从事作战。

尽管在它短暂的高潮时期，关于反叛乱有过大量讨论，但向暴力控制这一战略的转变得到的关注却少得多。然而，这个战略存在严重风险：

1.这个战略依然会将美国卷入海外冲突。它试图限制美国对海外冲突的介入，但无法彻底消除这种情况。如果地方伙伴失势或出现意料之外的挫折，无法保证美国决策者不会采取更深的干预。

2.暴力控制旨在减少美国人的伤亡，但同传统的反叛乱工作相比，它对平民的关切要少得多。它的目的是干扰，不是治理，因此保护平民就不是头等大事。

这里有一个例子。大量报道突显了摩苏尔和拉卡行动中严重的人员伤亡。空中力量并不像它的支持者宣称的那样精准和有识别性。依靠地方民兵组织和政府军队可能使美国卷入法外处决和其他侵犯人权的事件。

3.地方伙伴有着它们自己的政治动机。它们可能从事腐败活动，操纵美国政策来为它们牟利，并让美军卷入它们打击异己的不符合道德与战略的行动中。从2001年阿富汗的反塔利班北方联盟到今天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民兵组织，这些地方伙伴是积极的政治角色，不是单纯的马前卒。

4.如何在冲突地区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反叛乱模式通过技术层面的项目来解决政治问题，这使它无法建立持久的政治稳定。

文章认为，暴力控制也没有提供一条明确的出路——它将如何分配政治权力和建造持久的机构与制度等难题无限期地推给了未来。例如，在菲律宾，美国的援助和顾问服务没有克服腐败、培训不足和排他政治等问题。

5.美国的反好战性战略尚未得到足够的公众关注来权衡有关优势和潜在的事与愿违的代价。过去，国会、公众和防务界提供这种审视。但困扰美国外交政策的“问责制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国会放弃了对外交政策的严肃监督——说明最低限度的关注是常态，比如美国议员对美国在尼日尔有驻军感到吃惊，这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它表明公众的放任与不关心造就了暴力控制这种战略。

只要美国政府能限制海外暴力控制的国内成本，没有多少美国人会有动力关注这些在遥远地区发生的低水平战争。（编译/朱捷）

　　资料图：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展示其由150辆悍马组成的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