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郑德荣早已坐不起来了。看到博士生胡范坤，他拔掉了氧气管，坚持听胡范坤读完了9000多字的论文。
这篇论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成果和宝贵经验》，他们已经修改过3次。如果文章入围，5月4日~6日，他们就可以到北京参加相关的理论研讨会。
胡范坤没想到，这竟是自己最后一次和郑德荣对话。5月3日，就在这次学术盛会开幕的前一天，这位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因病逝世。
也许很多人未曾注意过郑德荣的名字，却学过他编纂的教科书，他曾先后主编过多部教材。在东北师大政法学院二楼的大厅里，陈列学院教师教学、科研成果的书柜中，第一个专柜里基本都是郑德荣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
6月6日，教育部追授这位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中共党史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学养深厚、修养深邃、信仰深沉”是东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海波给郑德荣的评价，这句话收获了学界广泛的共鸣。在他们看来，郑德荣的一生都在求“真”的路上。
自1952年从东北师大毕业留校，郑德荣就开始了党史研究教学，并执教67年。几乎所有认识郑老的学生都表示，在他身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门扎实的学问。
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必须立足文献，并要调查考证，才能写出有理有据的论著。郑德荣常对学生说，理论必须彻底才能说服人，要彻底，必须靠科学的建构和阐述，靠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说话。
郑德荣爱读文献和资料，对学生也有着同样的“硬标准”。东北师大社会科学处处长王占仁曾是郑德荣的博士生。他记得清楚，每周郑德荣都要指导低年级的博士生12学时以上。他还要求学生有计划、大量地阅读文献，1年阅读必须达到1000万字。
在教材上，郑德荣花了最多的心血。他主编的《中共党史教程》成了卫星广播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被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推荐为全国文科通用教材，再版5次；《毛泽东思想概论》印刷13次发行100多万册。
郑德荣追求“真知”，研究起学问来认真，有时候也特别爱“较真儿”。几乎所有和郑德荣有过交集的人都记得，任东北师大副校长时，他曾主管招生工作。在招生方面，他是个“很难应付”的人。他曾“一板一眼”地放出话来：“我招博士有个原则，要招那些真正愿意深造、有刻苦钻研精神的人。”
那时候，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但他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其中不乏个别领导。郑德荣的儿子郑晓亮回忆，因为这个，郑德荣上了“走后门”的“黑名单”。还有种说法专门针对他——“找人办事千万要避开郑德荣”。
郑德荣最爱的还是做学问。任副校长期间，郑晓亮总能听到他的“抱怨”：“行政事务太多了，把带学生和做研究的时间全都分散了。”正式从副校长的岗位退下来后，他兴致勃勃规划了自己的未来：要培养10名博士，出版10部学术著作。
后来，他干了30多年，远远超越了最初的目标：他培养49名博士生，出版40部专著，发表200多篇学术论文。仅仅80岁到90岁这10年，他就承担3项国家课题，出版5部学术专著，发表70多篇论文。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仍旧活跃在“一线”：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91岁的郑德荣立即申报十九大专项重大课题；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92岁高龄的郑德荣带病准备纪念文章。
很多博士生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郑德荣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不讲学术，而是讲做人：他告诫学生，作为党史工作者，永远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有为党工作的意识”。
他的思考与研究总是与时代同步。改革开放后，他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大后，又专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纪念建党80周年的夏天，作为吉林省委理论宣讲团的成员，已经76岁的郑德荣往返于6个县市，连续作了12场宣讲报告。
那时候，他已经患了冠心病和糖尿病。虽然在台上充满激情，声如洪钟，结束了转过身却总是大汗淋漓，郑德荣不在乎，“我一上讲台，就什么都忘了。人生的最大快慰就是科研成果给人以启迪，服务于社会。”
遗憾的是，郑德荣的身体每况愈下。这篇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论文，他们准备了半个月，在住院前的3次修改沟通里，胡范坤感觉到郑德荣说话慢慢变得吃力，工作一两个小时就要躺下来歇很久。
论文最终入围，郑德荣也住进了医院。接到通知那天，学生把消息念给他听，已经卧床不起的郑德荣颤颤巍巍站起来，但坚持了没几分钟就倒下了。
王占仁回忆，郑德荣生前爱用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教育学生“永久奋斗”，他表示：“老师真正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