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改革已经开展多年，但从结果来看，成效并不显著。“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中超之父郞效农多年前的观点依然是如今众多业内人士的心声
世界杯开幕了，没有中国队，但中国公司却在世界杯赛场大放异彩。据市场研究公司Zenith的数据显示，2018世界杯期间，各国企业投入的广告费用共24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投入达8.35亿美元，占比近35%，高于美国的4亿美元和俄罗斯的6400万美元。“这么说吧，俄罗斯世界杯，除了中国足球队没去，其他该去的都去吧。”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调侃道。
虽然没有中国队，但中国球迷对一些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并不陌生。据国际足联公布的32强名单，736名参赛球员中包括9名中超球员。这一数字刷新了历届中超外援参加世界杯的纪录。毋庸置疑，这些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上海上港等中超豪门高价买来的外援为中超职业联赛带来了更高的观赏性。媒体数据统计，2015年以来，场均上座率维持在2.3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中超联赛的IP价值也水涨船高，2015年，中超公司曾宣布体奥动力以80亿元的天价拍下了未来5个赛季(2016～2020赛季)的中超联赛全媒体版权。
但自去年以来，中国足协出台了如球员限薪、U23政策、限制外援上场人数等一系列新政，球迷认为中超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受到损害。也使得体奥动力与中超公司商议后将版权周期由五年80亿改为10年110亿。虽然新协议摊薄了每年的版权费用，“但与前一周期的合同价格相比，仍上涨了近20倍，这给我们的运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是因为2015年以来足球改革的一系列方案出台，我们认为中国足球仍然是有巨大商业潜力的IP。”体奥动力总经理赵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足球的现状，一方面是“金元”足球下职业联赛的风生水起，广州恒大、上海上港等俱乐部多次闯入亚冠联赛四强，广州恒大还两次夺得亚冠冠军，刷新了历史纪录；另一方面是男足国家队成绩的止步不前，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出线和2004年亚洲杯的亚军之后，男足国家队再也没能进入亚洲杯四强。奥运会成绩更加难堪。男足国家队仅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借东道主之利进入奥运会，但未尝胜绩。
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发布，之后，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组长，显示了高层对足球改革的充分重视和改革的决心。
《足改方案》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探索发展职业足球，改革一度带来活力，但由于对足球的价值和规律认识不足，急功近利的思想行为严重，组织管理体制落后，人才匮乏，监管缺失，导致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行业风气和竞赛秩序混乱，运动成绩持续下滑。
“改革方案50条的出台，指出足球现状的同时，也给足球改革提供了具体的方向，如体制上的管办分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主抓青少年足球培训等。配合各部委出台的细化方案，中国足球在这几年中确实在基础层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足球协会执委辜建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管办分离
足球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这一轮足球改革也不例外，始于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建设体育强国，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以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为切入点，加快发展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体项目，推动产业向纵深发展。
《意见》的出台，打破了制约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平衡发展的壁垒，开拓了发展体育产业的新思路，被认为是打响了中国体育深化改革的“第一枪”。2015年也被许多体育人称作中国体育产业“元年”。
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足改方案》，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足球改革的战略意义，其高度和力度前所未有。这也是国务院第一次就一项体育项目，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台改革方案，下发文件。
这份《足改方案》尽管只是总体纲领，但仍有11大项50条款的篇幅，涉及总体要求、主要目标、管理机构、职业俱乐部建设、完善竞赛体系、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人才培养、国家队建设、场地建设管理、完善投入机制等足球领域的各个层面，充分说明了这轮改革范围之广，环节之多。
《足改方案》提出了中国足球“三步走”战略，即近期目标是要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中期目标是要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远期目标则是要使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这次改革方案提出管办分离其实并不新鲜，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就一直被大家所关注，甚至爆发过几次事件。”两次参加国务院编制《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研讨会并完整经历中国足球历次改革的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体委出台了“奥运战略”。在奥运金牌对提升国家美誉度和影响力以及凝聚民族精神有较大作用的时代，追求奥运金牌总数而不是金牌质量对于基础较差的中国体育是一条捷径。于是，中国体育“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选择了在金牌数方面更容易得手的“小、灵、轻、女”项目作为突破口。从政策和资金上保障那些灵巧型、非身体对抗型的项目，这往往也是全球体育强国普遍开展不多、实力不强的项目。
找准全球奥运链的薄弱环节寻求突破是“奥运战略”的精髓，最后也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起，中国军团的奥运金牌总数和金牌榜位次就稳步上升。但足球这类成本高、出成绩慢的项目就没有享受到这一时期的“政策红利”。
于是，足球被推向社会，任其自由发展。1992年，赶在十四大召开前的红山口会议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会议主要讨论中国足球工作报告及中国足协与地方足协实体化方案等问题。在足球究竟应否和能否实行职业化等问题上，与会代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幸运的是，当时的足球改革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支持。李铁映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强调：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中国足球也因此成为践行中国体育职业化的排头兵。但足协的行政、权力思维也一直被球迷所诟病。”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94年开始职业化到2003年结束，甲A联赛是中国足球市场化改革的第一个十年，2004年以后改制为中超联赛。“1994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职业足球应该怎么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在1993年推出的《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就提出了管办分离的整体思路，后来，国家体委先后裁掉了所有的训练竞技司，设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篮球管理中心等20多个管理中心。这为中国的金牌战略提供了很大帮助，但足球管理中心领导兼任足协主席的惯例也让足球协会实际上成为从属地位。”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4年，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国安的比赛，因不满主裁判周伟新判罚点球的黑哨，引发了国安队罢赛，随后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发动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被称为“G7革命”，这也是中国足协组建职业联赛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危机。
2001年甲B联赛发生的“甲B五鼠案”、以及此后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南勇和俱乐部球员申思、祁宏等人的系列腐败案例的舆论声讨都指向了政企不分的足球管理体制。“假赌黑的本质是什么？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影响，让足球内部的腐朽浮出水面，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也是深层次的就是体制，他们总是力图用行政管理市场。”中国足协原联赛部主任、中超设计者郞效农如此说。
中国职业足球联盟
2016年2月，根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协将彻底成为社会组织，拥有机构设置、计划制定、人事管理、国际交流等全方面的自主权，与体育总局“脱钩”。足协领导将免去事业单位职务，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将按规定撤销相关事业编制，告别“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随即，“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宣布撤销，这意味着中国足协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局面将不再存在。中国足协将以社团法人的身份对中国足球各项事务进行监督、管理。
“脱钩”后，中国足协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组建了27个职能部门，对中层管理人员也进行了重新选拔任用，力争让管理更扁平化、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比如，裁判工作从原协会技术部门“独立”划拨出来，具体业务由全新的裁判管理部负责。
另外，联赛管理机构也进行了全面的细分。原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以下简称执行局)被撤掉，成立全新的中超联赛部、中甲联赛部和中乙联赛部，每个级别的联赛都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尤其是最受关注的中超联赛的管理，原来由足协下属单位职业联赛理事会管理。职业联赛理事会由中国足协代表、俱乐部代表、地方协会代表、中超公司代表及特邀专家代表组成。由中国足协于2012年设立，得到中国足协授权后负责职业联赛相关事宜。中国足协对职业联赛理事会的议案拥有否决权。
《足改方案》中，明确提出成立全新的职业联赛管理运营机构。这也是管办分离的具体体现。按照这个方向，新成立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与原来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有着本质区别。新成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在法律地位上是全国性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和中国足协是同级社团。
在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方案制定过程中，俱乐部代表与中国足协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此前，足协上报总局深改小组的计划是在2016年年底前成立职业联盟，但在与俱乐部沟通中，足协始终坚持要对联盟进行督管，要求在主席等职务上拥有人事权，与俱乐部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严重影响了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对此，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足协应该放手，让俱乐部成为职业联盟的主体，不该插手俱乐部事务，这是“与改革精神不符”的，总局还表示，联盟主席不能由足协任命。
俱乐部方面最初希望采用英超职业联盟的作法。英超的版权收入属于英超联盟，这是因为，英超联赛不是英足总来办的，是当年22家一线球队在英足总的支持之下从原来的联赛、联盟里面脱离出来组建了英超联盟，并由他们组建的英超公司来运营版权。英足总并没有取得英超版权的收入，他们的权限只在于国家队，对俱乐部完全不具备生杀予夺的权力。
但中超是由中国足协组织举办的，所以中超职业联赛所有权在中国足协，足协与中超俱乐部共同成立了中超公司。由中国足协占股36%，16家俱乐部每家4%。“因此我们只能效仿日本、韩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和中国足协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渗透、互相支持。”长期关注国内外足球改革的行业记者肖良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6年以来，召开了多次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筹备会议，苟仲文和蔡振华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许下职业联盟成立的日期，至今依然没有消息。
也有观点认为，可以把中超公司的功能强化到类似日本的“职业联盟”。日本职业足球联盟(J联盟)则于1991年11月成立，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运作独立的社团法人组织，也就是说日本足协不干涉联赛运营和组织。当然日本足协规定，所有比赛只要有收入，都要向足协按照比例缴纳管理费。
一位参与其中的内部人士表示，足改中，成立职业联盟被认为是技术上可操作性最强的，毕竟只是足协和常年参加中超中甲联赛的32家俱乐部的事，但如果连职业联盟成立都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其他各项牵扯面更广的改革，更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