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我还很弱小，但是想默默地、尽最大努力去做事，或许改变不了世界，却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认识这个世界的有一个角落。
■人生的高度，并不是由你学了什么，即跑道决定的，而取决于你的努力程度，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每一个人发展的机会、展示的机会。
■我相信过往的一切自有其意义，也相信未来的无数种可能，更相信此刻做出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我知道自己可能会犯错摔跤，但错误可以改正，可以挽回，我担得起这个风险。
今年春天刚冒头时，我带着几乎全部家当——两个箱子一个包，独自坐上了重庆去往北京的高铁。看着窗外从绿转荒的冬景，我想起了第一次北上的自己。两手空空，孑然一人，身边的人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我却兜兜转转，仿佛回到了原点。
和10年前一样，我拿着一封入学通知。这次它低调地躺在邮箱里，目的地是我从未踏足过的美国东南。今年秋天，我将凭着一份还算能糊口的奖学金，前往佐治亚理工大学，在科学、技术、社会与历史专业（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开始博士阶段学习。
在这个年纪，身边的人大多在职业道路上小有成就，或者成家立业，独有我还过着游牧式的生活，透支自己为时不多的青春。
每次跟别人说我想要进入的领域，都得颇费一番口舌。严格来讲，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在一个典型的STS系所里，教职员工和研究生一般都来自其他专业，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历史学和哲学，当然也有理工科。
从高二起，我就是一个纯文科生，大学时连高数都没有上过。国际政治出身，双学位社会学，研究生则在社运和世界历史方向。学术道路一点都不科学。
但文科生并非与科技绝缘。回想起来，我的童年被理科相关的家庭教育所型塑——十万个为什么、百科全书、科学画报。然而，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明白许多常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读。大四，在结束一段媒体实习后，我决定换个视角。非常巧，当时一篇关于果壳网的报道，一下就吸引住了我。后来，我成了内容团队里除古汉语专业出身的主编之外，“唯二”的文科生。
我为好奇心感到兴奋，感觉另一个世界向我打开。那份实习，不一定是成果最多的，却是最塑造三观的。它教会我：如何分析问题，信息从哪里求证，如何将复杂的道理简单地解释……
传播科学是一门手艺，也是科学被大众理解的关键。如果科学是冰冷、高傲的，那么你就不能奢望它被传播，让人信任。
作为一个站在文理墙头的人，我会思考公众在关心哪些问题，同时不断从科学世界吸收养料，精进对于世界的理解。
然而，思考传播越多，我看到了越多比科学传播更加深入的事情——科学与人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对于科学专业，我并没有深入的理解，来自文科生视角的科学话题，能否传递不一样的声音？
这个想法被我不断地用实践细碎地实现着。2016年，我参与了“物种日历”美食主题的写作，那些餐桌上的物种，被我用人文的角度叙述了一遍：水稻和小麦为什么能孕育文明，中东为何为鹰嘴豆争吵，牛至如何在地中海旅行，罗勒又怎么在亚洲和欧洲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我也写过《神奇女侠》和心理学，写过《隐藏人物》和送阿波罗上天的女生，写过钟表匠、画鸟人、药片商、工程师，等等。科学、技术和自然的面向原来如此丰富，不仅是教你怎么吃能不长胖。
移居伦敦之后，这样的感受更加强烈了。在博物馆、酒吧、剧场、大学，科学以如此丰富、宏大而深厚的形式展现给我，你可以在艺术博物馆里欣赏自然之美，也可以在科学博物馆体会战争之伤；科学喜剧和脱口秀在动物博物馆里上演，帝国理工的节日居然是科学家争相练摊……
从去年4月开始，我花了一整个夏天坐在大英图书馆，从零开始了解 STS。
在国内，并不是没有科学技术和文史哲的交叉，但都是诸如科学哲学、科技史这样偏理论的专业。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强烈的问题意识。许多问题不能单独地纳入哪一个学科框架进行讨论，必然会接触到各种方法和工具，而跟科学相关的那些议题，也需要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推动。
比如，我们谈转基因，科学方面可能是它安不安全，风险高不高。但是社会层面，则是风险可不可控，利益如何掌控分配，乃至民众如何说服沟通。转基因所在的研究领域是食品和农业政策，是各个领域的博弈，牵涉到从科研、生产、市场和消费整个链条的运转规则。
关系到传播方面的议题也相当丰富。博物馆如何建立科学身份，纪录片和图像资料与自然的关系，公民科学群体如何建立运转，社交网络在科学传播中如何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繁荣而多样的领域，我们只是知之甚少。
总的来说，我想在环境、健康和公众交叉的领域有所洞见，但也希望在新技术和新知识领域的运用上做一些自己的观察。之前受过的社会学训练，或许能够在民众和知识传播的机制研究方面有所帮助。
现在的我还很弱小，但是想默默地、尽最大努力去做事。我或许改变不了世界，却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认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也不用再纠结对自己的定义，最重要的，永远是对世界的诚实和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