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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党员大会正在审阅牛犇(前排左二)的政审报告。 沈阳 摄
1952年,牛犇跟着大光明影业公司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长江影业公司,又应邀去北京参加电影《龙须沟》的拍摄。拍完《龙须沟》回到上海,他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
拍《龙须沟》时有人告诉牛犇,拍进步的戏就是干革命。牛犇才知道,自己是干了革命,拍电影是为人民。到上海时,牛犇17岁,还是个没有选举权的孩子,但他知道,“共产党救了中国,我认准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道理。我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是上影的小青年,必须要求进步。我儿时失去父母,到上海又远离亲人,靠的就是组织”。
那几年里,回到上海的还有已蜚声影坛的演员刘琼。这位主演《大路》《生离死别》《国魂》的影帝级演员,当时在香港永华影片公司,在广州解放后随香港电影界赴穗观光团来到广州,亲眼目睹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共产党言行一致。回到香港,他奋笔投书《大公报》发表赴穗观感,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不久,刘琼和其他进步青年由于发动公司同仁罢工,在1952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演员白杨也离开香港,毅然回到北京,1949年11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演员,翌年拍摄了《团结起来到明天》。同期从香港回到内地的还有舒绣文等。
1950年,在上海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演员黄宗英作为剧影工作者发言。她说:“我这一年来工作有些成绩,自己有微少的进步的话……我就想:假如我是一个青年团员,假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么一想,我就勇气百倍,并且有了力量战胜自己,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哥哥姐姐们一致的选择,潜移默化影响了牛犇。而让牛犇进一步认识共产党的,还有他最崇敬的演员赵丹。
1952年,牛犇到上影厂后,转租一位老演员在建国西路的房子。住处沿马路,离厂也近。很多演员上下班骑车经过,都能看见牛犇的窗。同事们记得,赵丹下班经过牛犇门前就在底下叫:“小牛子在家吗?”牛犇一听这叫声就在窗口应:“在呢,上来吧!”牛犇的小屋成了这群演员聚会的地方。赵丹懂戏、爱戏,常常来这儿琢磨戏,也谈他的信仰。
赵丹尚在南通念中学时,就与朋友组织了“小小剧社”,共产党一开始就关注了这个剧团,并派同志影响这个剧团。有一年暑假,剧社在南通公演洪深反对反动统治的话剧《五奎桥》,门票早已卖出,观众也来了,可当晚从后台传来禁演、抓人的消息,赵丹一行不得不星夜雇了小船赴上海。在上海,他主演了让他成名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也是在上海,他主演《乌鸦与麻雀》庆祝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亲历旧社会种种不公的演员们无不欢欣鼓舞,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52年,赵丹作为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成员,到前线和“最可爱的人”生活了两个月。“当你谈起敌人时,他们像头猛虎;当你谈到他们的功绩,又腼腆得像个姑娘。他们的心真是透明的。在那么多巨大的身影面前,我才感到自己的渺小,才感到过去对于人民、对英雄的认识太陌生了。”回国后,赵丹递上入党申请书。
1957年,赵丹入党。
那几年间,著名演员黄宗英、王文娟、白杨纷纷入党。1954年和1958年,刘琼也两次申请入党。1941年就参加革命的秦怡,也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之后,秦怡向人解释那等待18年的郑重其事:她听说战争时期一名女党员,敌人当其面把她的孩子顶在刺刀上逼问,孩子哭声震耳,女党员心疼地昏厥,但还是选择守住了党的秘密。之后多次接到动员的秦怡一直在自问:“我那么爱孩子,如果换我,我能保守党的秘密吗?都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我是吗?”直至不再有这般残酷考验的和平年代,秦怡才渐渐解开心结。但她依然在不断自问:是不是和平年代,就没有考验了?
老演员们把入党当一件神圣的事,当成心灵的考验来面对。牛犇自忖:我怎么比得上他们呢?
他退缩了。
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跟共产党干革命,一辈子绝不回头,严格地要求进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努力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党指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从沈浮开始,牛犇和几代导演都有合作。他是《红色娘子军》里的通讯员,是《泉水叮咚》的大刘。小牛犇长成了影坛常青树,虽然一生出演的多是配角,却个个令人津津乐道。1983年,牛犇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第六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2017年,牛犇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和第十六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