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成功打捞“同兴9”轮 照片由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提供

海底淘“难”  

人们热爱阳光灿烂的海滩,刘志强却总是在午夜时分入海。在几十米深的海底,他和成百上千只被铁锈淤泥占领的沉船打过交道。

作为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潜水工程队副队长,刘志强和同事在涨潮时分潜入海底,套浮筒,穿钢丝,修船底,切船身,忙碌数日乃至数月。

这群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潜水员需要面对的,是寒冷、黑暗、孤独,以及时间。

油舱渗漏、有毒物稀释、航道锚地堵塞,沉船离开海底的时间越晚,留给海洋的风险就越大。

烟台打捞局成立40余年来,已完成数以百计的难船和遗体打捞。几代潜水员曾在大雪天下水切割船体钢板,曾被大浪裹挟重重地撞向船舷,也曾在发生空难后的海域搜寻黑匣子。

一名年轻的打捞潜水员说,自己过去常羡慕景区内风光的“真正潜水员”,他们曾是自己的同窗。而自己更像一个“海洋清道夫”,只在夜深涨潮时出没,无人知晓。

直到一次,随着一艘破损的难船被捞出,他从海底望去,视线所及之处不再是遮天蔽日、足有上千吨重量的难船。隐隐约约地,他看见了来自天空的光。

黑暗中的危机

拥有22条深水航路、年均商船流量20多万艘的渤海是刘志强和同事工作的主战场。和海面的热闹相比,这片7.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之下,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海底的淤泥阻挡了视线,即使打开强光手电,也只能瞥见一小团红光,可见度不过一两米。烟台打捞局新晋潜水员的第一课,就是学习适应渤海海底混浊的水质。

潜水员首先要对沉船进行水下探摸,辨别船倾斜的方向、船头船艉淤埋在海底的程度以及船身破损的程度。之后,通过和工作母船连接的引导绳,将需要使用的工具依次送入海底,由潜水员进行打坑、电焊、穿引钢丝等工作。

黑暗中,危机四伏。

打捞局资历最老的潜水员之一姜志勤,曾参与打捞失事工程船“华勇6”。当时,救捞工程船队工程技术科提出的方案,是让潜水员使用高压水枪,在失事船舶一侧打出直径两三米、深四五米的大坑,再用攻泥器将钢丝穿过船底。紧接着,另一侧的船体由潜水员打出同样的大坑,再找到已穿过船底的钢丝,最终连接上浮钢丝,将沉船拖起。

活儿到了姜志勤手上时,一侧的大坑已经打好。他拿着高压水枪来到预定位置,开始打坑。“华勇6”沉没的地方是在黄河入海口附近的东营海域,水下浑浊不堪,他眯着眼,在坑里仔细搜索过底钢丝。突然,一阵水流涌来,他踉跄一下,转瞬间,坑洞塌方。

淤泥几乎活埋了他,挤压着呼吸管和电话线,他快窒息了。憋着气,姜志勤抱着高压水枪对着自己身体一圈一圈猛打,淤泥一点点被甩开。他缓慢地爬出坑洞,趴在海底大口大口地喘气。那声音从潜水电话里传来,呲呵呲呵的,“像是在喝空气”。

这个广州潜水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在队里被尊称“大师兄”的潜水员说, 任何一个潜水员都要学会在水下对抗水流以及泥的吸附力。刘志强为了训练自己手部的适应力,会在闲暇时练习书法。而姜志勤在水中则会“倒挂金钩”,下半身不断拍打脚蹼稳定身体姿态,上半身感应水流的方向。

一次大浪来袭,两名潜水员正忙着给浮筒套缆绳,来不及躲开,只得爬上浮筒。可惜,浮筒没来得及被固定就随浪漂走,姜志勤他们毫无办法,慌忙之际,只来得及扔过去两件大衣。

第二天,他们找到了那两名漂走的潜水员。对方靠着大衣熬过一宿,“还以为你们去日本了。”姜志勤想用玩笑冲淡大家对死亡的恐惧。

“哈哈哈,差点冻死。”对方也在笑,可笑着笑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在水下进行船体切割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有时,因船体破损严重,潜水员需要对难船进行切割后分块打捞。切割即将完成时往往也是最惊险的时刻,几百上千吨的船体即将变形分解,被割开的钢板里,会存有少量的氧气,如果一口气切开极易因压差产生气爆。这时船体在水下受力不均,难船会即刻发生位移,如果潜水员判断方向失误,几百吨的船会向他们撞去。

结束水下作业也不意味着安全。如果潜水的深度超过40米,输入海底的高压空气密度也必须加大。完成作业后,潜水员在上浮过程中,需要按规定依次在各个减压点停留十余分钟,以减轻压差对肺部损害,上浮的时间往往要达到四五十分钟。

曾有潜水员在上浮过程中遇到水流,但经过高强度作业的他已没有多余的力气。水又极其冰冷,潜水员握着引导绳的手一点点松开了,整个人随着水流漂走。

幸运的是,工作母船上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一群人用力把潜水员拽了上来。

“桩桩件件,这些经验都是用血泪换来的。”姜志勤说,“潜水员的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别怕,咱们是在做善事”

打捞工程并不是潜水员的独角戏。事实上,一次打捞往往会派出七八艘工作船和上百人的团队。潜水员毫无疑问是这个团队的手和眼,而大脑,则是救捞工程船队的工程师。

在现任科长、高级工程师王道能眼中,难船在海底可能翻扣、侧扣,潜水员一旦进入船体,方向感极易迷失。绳子、管子、钢丝如何放置都是问题,潜水员一旦慌乱,就有可能把自己困死在海底。“我们对舱室的结构更清楚,也能为潜水员规划一个最短最安全的搜索路径。”他说。

  2012年1月,成功打捞“东方日出”轮 照片由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提供

入水后,通过潜水电话,潜水员告知工程师自己盲摸到的物体,王道能则需要迅速确认潜水员的准确位置。

到烟台打捞局以前,王道能是一个“学霸”,来了这儿,他开始学习潜水员的方言、分辨潜水员在水下的呼吸声、和对方商量统一引导绳传送工具时的打结方式。这个80后工程师很清楚,还有许多风险,终究是技术无法规避的。

16年前,大连“5·7”空难发生后,姜志勤和同事负责下水寻找黑匣子。海面上随处可见破碎的飞机残骸,海面被油污染得变了色。下水后,能见度只有1米,他游着游着,就会碰到遇难者残缺的遗体。

后来,姜志勤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脑海里总会出现那些景象,“都烧光了,衣服都没有,太惨了”。

烟台“11·24”特大海难发生时,刘志强还是刚刚来到烟台打捞局工作的新人,当他在水下打开难船的舱门时,遇难者遗体顺着水流漂出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船舱和水面,把遇难者遗体抱上水面。

有一同下水的年轻潜水员害怕,不敢下水,他就跟对方说:“别怕,咱们是在做善事。”

10多年过去了,如今,年轻的潜水队员下水打捞遇难者遗体时,他都会跟对方说这句话。有时潜水员怕得厉害,他就让两个潜水队员手拉着手,在难船里慢慢摸索。

年轻的潜水员李浩翀,参与了2年前的“6·4”广元游船侧翻事故的打捞工作。当他们奔赴到3000公里外的四川广元时,留给他们的,是从未涉足的69米深水和没有大吨位驳船的救援条件。

此前,中国人工深潜水水下救援深度从未达到69米。

他们借来两条小型驳船,加装锚泊系统,再安装固定潜水设备,20多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凌晨5点,李浩翀和同事准备下水。

前期的打捞工作十分顺利,可几批潜水员始终找不到船长的遗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浩翀从船头找到了船艉,甚至割开了二层甲板的篷布,依旧未见遗体。

他不甘心,再次进入船体,冰冷的湖水虽然被潜水服隔绝,但体力的下降难以避免。潜水电话里,队长的声音传来,快到极限时间了,“放弃吧”。

李浩翀快哭了。他缓缓俯下身,把手插进左舷的泥里,想要找寻到船长的遗物,谁知他在泥里摸到了一个人的腿,他叫来另一名潜水员,两个人从泥里拽出了遇难者遗体。

是船长。

110个小时的水下作业、22人次救捞潜水后,最终遇难者遗体全部打捞成功。

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大多数时候,海上的船舶发生事故后,舱室内部的木质结构会瞬间被强大的水流冲烂,遇难者遗体极易漂远。李浩翀尝过无功而返的痛苦,他曾在满是淤泥木头垃圾的舱室里穿梭,却依旧带不回遇难者的遗体。

回到岸上,遇难者家属就在码头眼巴巴地等着。

这个85后潜水员说,自己连一句“我尽力了,真的没有”也说不出口。他能做的,只是从垃圾堆里费力地翻出遇难者的笔记本和钱包,带回岸边,转交给遇难者家属。

浮出水面后

潜水员最开心的时刻往往是沉船浮出水面之际。经年累月留在海底的沉船变成了海洋生物的天堂。有时难船刚刚停稳,年轻人就一窝蜂地冲上去,螃蟹、海螺、海蛎子,一筐一筐的,有时一捞就能捞出几百斤的鱼。他们图好玩,还会按船分队,比赛谁捞的更多。

只是,这几年,渤海难船的海产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少。此外,姜志勤还发现,过去照明灯一打,自己身侧总有鱼群游过,有时他活儿干得累了,还会逗逗鱼。而前两年,陪在他身侧的伙伴,已经变成了塑料垃圾。

这群潜水员也许是对海底世界甚为敏感的人群之一,但在家中,他们却是“最不敏感的人”。年轻的父亲李浩翀回到家里,妻子让几岁大的小孩喊爸爸。门口,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孩子一溜烟儿地跑到屋里,指着墙上李浩翀的照片说,“这才是爸爸”。

比起孩子,李浩翀更熟悉各式各样的难船,采砂船、渔船、滚装船、挖机船都曾从几十米深的海底被捞出。它们类型各异、吨位不同,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在渤海海底沉没了几年甚至几十年。

至今无法统计出渤海沉船的准确数量。李浩翀很清楚,很多沉船资料图纸不全、情况复杂、存有大量燃油和危险化学品,又经过海水长期腐蚀,就像一颗颗海底的定时炸弹。

清除这些上了年头的沉船难度不小。王道能说,很多在水下呆了三四十年的沉船,受腐蚀程度十分严重,钢板遭到锈蚀,如果采用浮吊,船体可能随时破碎。

有时,倍增的成本之下,浮出水面的船舶却让王道能十分惊讶。这些沉船的船体安装得歪歪扭扭,钢板也比正常船舶要薄,明明沉没的时间并不久远,他用工具轻轻在船体上一敲,却能敲出一个窟窿。

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沙滩造船”的后果。

最近这些年,部分人在沙滩建起了违规的船厂,为了节省成本,他们“随便找来一张图纸,很多零部件都是从旧船上取下来重新组装的,船造好了直接拖下水使用”。

这些“三无船舶”或打渔或挖沙,没有在海事局备案,也没有任何手续,劣质的船体结构一旦碰上风浪天气,大概率翻扣沉没。

在浙江渔村长大的王道能对“沙滩造船”并不陌生。只是他从未想过,这些船舶的危害能够绵延至今。在渤海打捞沉船时,烟台打捞局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已打捞起几十艘类似的“三无船舶”,因为没有在海图标识,他们需要全程打开“水下GPS”,在茫茫大海里反复搜寻难船的痕迹。

“这还只是渤海,东海和黄海又有多少这样的难船呢?”刘志强说。很多时候,他们打捞上来的“三无船舶”连船艏船尾都分不清,也只有单层船底,很多船还是运输液化气、苯酚等危化品的货船。他想想都觉得后怕。

这名潜水员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轮回,省钱的劣质船舶最终翻船,船毁人亡。船东血本无归,也无力负担打捞的费用,大多都会悄悄抹去这事儿,只剩难船在海底。

刘志强很多时候都觉得无力,自己在做的工作往往是“亡羊补牢”。他特别希望能针对每年打捞起的难船作出事故分析,让所有的船东船员都看看。“其实很多事故都可以避免,减少‘三无船舶’,把瞭望工作做到位。”

一次沉船打捞需要耗费几百人几个月的时间,成本则达到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而避免这一切,“只需要船东船员时刻把安全的理念放在第一位”。

事实上,打捞产业的产值在整个打捞局的比重很小,却占用着他们不小的精力。王道能毕业时,身边许多同学都去了大型船级社和设计院,甚至大二时就被“预定”了。那是2008年前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红利席卷了船舶行业。作为同学里的“异类”,他来到了打捞局,找到了一份“又轻又重”的事业。

  潜水员完成作业后出水 照片由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提供

最近4年,他已在渤海里打捞起整整50艘沉没时间久远的难船。

姜志勤这两年已退居二线,成为了救捞工程船队“烟救起重2号”船长。船上有一批时刻待命的潜水员,这个中年男人见不得一群小年轻没事就玩手机,他把人吆喝到甲板,一起钓鱼聊天。

副队长刘志强曾在一个水库作业,那是初春时节,雪水汇到水库里,异常冰冷。完成作业后,他在上浮减压的过程中冻到失神。“当时脑子里唯一的意识就是,出水以后我一定要改行。”

出来没多久,他又被派去威海刘公岛参与“AFFLATUS”号货轮打捞。天太冷了,工作母船上冰厚得跟冰雕一般,甲板结出冰凌。他下水作业后,呼吸管里全是小冰渣,四肢冻到“没感觉”了,出水后,同事用热水冲刷他的头盔、供气阀门和呼吸管,他才一点点缓过来。这个中年汉子又一次想,这次的活儿干完,“一定要辞职了”。

难船搁浅在礁石附近,4个货舱全部破碎进水,900多吨重油随时有泄漏的危险。正值元旦之夜,威海市礼花满天,难船不远处就是刘公岛景区和海产养殖区。

刘志强看了看不远处的灯火,摇摇头,戴上头盔、穿上潜水服,“嘭”地一声,又跳入了冰冷的海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