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和手术刀。在武汉市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有一位医生视语言为“第一处方”,不仅看病,更看病人,以“语言处方”促进医患互信,架起了医患心灵相通的桥梁,用独特的沟通方式诠释了“医者仁心”的使命责任。他的名字叫蔡常春,被患者亲切地称为“语言处方医生”。

蔡常春

46岁的蔡常春是武汉市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学博士、留美博士后。从医17年以来,他视语言和药物、手术刀同等重要,用通俗的言谈及身体语言来向病人传达关怀、理解与鼓舞,他3年制作百部PPT打开手术患者心结,耐心讲解让八旬老人一听就明白。他的“语言处方”就是心灵处方,润心无声温暖人心,成为治疗当今国内医患信任断裂的处方。

“蔡主任救我了儿子,也救了我们一大家子!”提起蔡常春,80岁高龄的黄端芳老人感激涕零。两年前,黄奶奶的儿子被多家医院诊断为晚期胆管癌,都说只能活半年。老人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蔡常春一张一张地认真看完老人带来的片子,凭借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蔡常春推测患者不太像是一个晚期肿瘤病人,谈了40多分钟。最后,蔡常春告诉患者一家:“病情可能有转机,手术还有机会!”手术前两天,蔡常春留意到黄端芳老人有些不安,再次把老人请到办公室,把事先做好的幻灯片一张一张地讲给她听,蔡常春不知不觉讲了近2个小时,老人听完后感叹地说:“蔡医生,你这样用心讲,我这个80岁的老太太都听懂了,我放心把儿子交给你!”后来手术很顺利,术中病检结果出来了,正如事先判断的一样,得知结果,老人一家已在手术室外激动得哭成一片。患者出院当天,黄端芳老人连夜手写了一封十几页的感谢信,亲手送到医院。

面对患者,医生的一句话能够暖全身,一句话也能凉透心。“许多时候药物和手术在疾病面前束手无策,而语言总能带给病人安慰和帮助。”蔡常春一直告诫自己,作为医者,要始终把病人真正放在心上,多把病情讲清楚一点,多用语言传递关怀,冰冷的手术刀也会变得温暖,才能给患者带来信心和希望。

其实,蔡常春在日常生活中话并不多,但只要对病人的治疗和康复有帮助,他就会主动去表达,用心去体会。他常说,医患沟通不是要说得多,而是要说好最恰当的那句话。这些年,每次面对疑难手术,他都坚持在手术前制作幻灯片,用患者能理解、听得懂的大白话跟他们和家属交流,如今,这样的幻灯片已经有上百部。遇到农村来的患者,他就拿干农活打比方;遇到做工程的病人,就拿盖房子作比喻;对于乐观开朗的病人,蔡常春可能会选择直言不讳地告知病情;对于敏感内向的患者,他会尽一切可能做好保护性医疗。

蔡主任常告诫身边的年轻医生,只要用心,“语言处方”并不难开,有时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亲切的拍肩握手,医患之间的信任,就在这点滴的沟通中慢慢建立起来了。一次查房时,看到一位婆婆术后口苦不适,出现呕吐,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润喉糖递过去,婆婆含在嘴里,口里不苦了,脸上顿时有了笑容。给患者更换引流管时,如果病床挨着风口,他就先给他身上盖上毛巾,再一边操作一边安抚,患者的疼痛似乎一下子减轻了许多。看到病人流泪,他常常是先递上纸巾,跟他们拉拉家常,再慢慢打开他们的心扉,劝说他们努力配合治疗。

蔡常春

“要说‘语言处方’有什么秘诀,秘诀就在于一个医生对生命要怀有敬畏,对患者要发自内心地尊重。”蔡常春坦言。

工作多年来,蔡常春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手术做到多晚,不管平时还是节假日,他都会坚持每天早晚两次查房,即使出差在外,也要习惯性打电话到病房问问情况。有不少人问他,每天手术、门诊这么忙,还要花时间反复跟患者沟通,这样不累吗?其实,他从来没把和病人之间的沟通当成负担。相反,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他说,这种沟通让自己从患者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信任,也为他带来了信心和勇气。

“医疗技术要与世界一流接轨”,这是蔡常春一直以来坚定的目标。他先后到香港、日本、美国学习工作,向世界最顶尖的外科专家学习。2013年,蔡常春放弃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归国后针对复杂肝癌病人,开展了自体肝移植手术,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医院成功开展过,他带领团队先后开展了右肝高位肝段切除、腔镜左、右半肝切除、腔镜下保脾胰体尾切除、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等20多项新业务新技术,并攻克微创全肝尾叶切除、微创胰十二指肠切除这些被喻为外科“珠穆朗玛峰”的技术难关,做到腹部手术没有禁区,精湛的医术让众多疑难重症患者“起死回生”。

无论什么时候,人都不能没有梦想。蔡常春常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多为患者减轻病痛,多挽救一条生命,为老百姓的健康多做实事,为祖国医学事业多尽一份力量,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