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诞生地、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指示部署，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加快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近日，记者专访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记者：上海如何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抓好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

李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深入基层调研，我们深刻感到，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就像党的肌体的一个个细胞，细胞有活力，肌体才有活力，党才会健康有力量。只有让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能永葆初心、牢记使命，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才能汇聚起坚定前行、续写光荣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加强基层党建作出重要指示。当前，我们正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新部署，牢牢把握“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的要求，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重点突出“三个强化”，即强化政治功能，强化改革创新，强化精准施策。同时，要进一步形成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上海基层党建特色，率先走出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要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有哪些新的思考和举措？

李强：当好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指示要求，对上海发展进行再审视、再明确、再提升。

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做透改革开放的文章，坚持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问题，按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要求来确定思路、明确重点。上海能有今天，靠的就是一股子敢为人先、敢闯敢试的锐气。我们要把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作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坐标，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向。

我们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始终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虚心学习兄弟省区市的好做法好经验，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跟最好的比、向最好的学，我们才能变得更好。

我们要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在新的起点充分展示作为排头兵先行者的创造性，为城市多留一些为人称道的赞叹，不留被人诟病的遗憾；既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创造，也要探索留下更多“软件”成果。

记者：提及打造品牌优势，您关于上海“四大品牌”的提法，让人耳目一新。

李强：我们希望上海拥有亮眼的金名片，尽快打响这样四个上海品牌：一是上海服务，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经济能级，增强经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二是上海制造，继承发扬老品牌，做大做强新品牌，努力发展高端制造，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知名度和美誉度；三是上海购物，抓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重大机遇，把上海建成人人向往的购物天堂；四是上海文化，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

记者：国务院已经批复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您提出要把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作为规划实施的根本落脚点，这“两高”意味着什么？

李强：高质量发展，是从集聚辐射能力来讲，必须坚持功能发展导向，全面增强城市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五个中心”，对外要能配置全球资源，对内要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高品质生活，是要让工作生活在上海的人们，都能体会到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着眼教育、卫生、就业、养老、住房和帮困等基本公共服务，让服务更便捷高效。着眼于高等级公共服务供给，建设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宜居之都。着眼未来城市对生态环境的更高要求，让老百姓有更多机会亲近自然。

上海的特色不仅体现在摩天大楼、万国博览，也体现在梧桐树下小洋房、里弄小巷石库门。要结合城市有机更新，保护好历史建筑和风貌街区。要从城市基础设施细节入手，在精细化管理上下绣花功夫，使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更有温度。

记者：最近上海在力推优化营商环境，我们采访中也听到企业家们很感动您说政府要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李强：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也是核心竞争力。上海土地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商务成本、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要增强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提升制度环境软实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是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一方面，大力做“减法”，在简政放权、简化流程、减轻企业负担上下功夫，把该放的权放得更彻底、更到位，真正把经济管理权放到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把社会管理权放到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积极做“加法”，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政务服务上下功夫，努力营造公平公正、活而有序的政务生态系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优化营商环境，要突出制度供给。经济社会发展最缺的不是资本、人才，而是制度供给。在制度供给中制定、修改规则，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突出制度供给，关键是加强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