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场8.0级的汶川地震让巴蜀大地遭受重创。
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 摄
“恶补”救援能力
10年前的汶川地震中，救援人员彻夜奋战的画面，成为不少民众难忘的记忆。但当年救援知识、救援装备相对缺乏，救援手段较为落后，造成救援的实际效率降低。
此后十年间，中国成立了多个应急救援管理研究及培训机构，使救援能力显著提升。
2008年9月，中国高校首个灾难医学系在同济大学医学院正式成立；2010年4月，中国救灾应急装备领域首个国家级科技平台国家救灾应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2011年12月，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在上海成立，并陆续组建地震、火灾、水灾、爆炸、科普等多个学组，为中国灾难医学的起步打下人才储备基础……
据中国地震局办公室、震害防御司201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全国已建成80多支、1.3万余人的省级搜救队伍，数10万人的市县级搜救队伍，3000多支、近30万人的地震志愿者队伍。
此外，减隔震等技术在重大工程设施中得到应用。目前中国已有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楼等各类减隔震建筑6000余幢，约占世界的一半。
与此同时，240个地市政府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推动职责和责任落实，271个地级市将抗震设防要求管理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有效保证了建设工程地震安全。
攻克前沿技术
中国地震和地震灾害的特点为地震多、强度大、分布广、灾害重。
据统计，中国大陆年平均发生20次5级以上地震，3.8次6级以上地震，3年2次7级以上地震。因此，地震预警对于减少民众生命和财产损失至关重要。
2011年4月，中国的“ICL地震预警技术系统”首次成功预警。中国继墨西哥、日本后，成为第三个有能力向公众发布地震预警的国家。
2017年8月8日晚，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中国提前逾一分钟发出预警。
今年年初，“张衡一号”发射入轨。这是中国地震立体观测体系的第一个天基平台，有效弥补了地面观测的不足。
中新社发 王路宽 摄
在大考中涅槃
汶川地震后的十年里，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几次大考。这其中就包括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2014年鲁甸地震和2017年九寨沟地震等。
据报道，2008年汶川地震后，次生灾害不断，汶川、北川灾区与外界的交通线路一度瘫痪，直至灾后第三天，几条生命线才在抢修下恢复通行。
而2013年雅安地震后，国家救援队伍同样需要面对这个难题，但凭借充足的人才、设备和过硬的爆破等专业技术，灾后第二天，宝兴县灵关镇苏家岩段成功开辟便道，芦山县至宝兴县的省道210线最后一处阻断处被彻底打通。
四年后的九寨沟地震中，应急管理机制再一次得到了练兵。
地震发生时间是21时19分，中国地震局22时39分就启动I级应急响应，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2时41分，从阿坝州、绵阳市以及九寨沟周边县紧急抽调的医疗救援力量赶赴地震灾区。
22时59分，四川省军区集结民兵队伍，命令九寨沟县武装部人员快速赶往震中漳扎镇。
这次地震，从地方到中央部委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展开救援，在地震救援“黄金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应急动作。
多难兴邦，十年过去，当年满目疮痍的地震灾区如今已经焕发出新的活力，而在经历过一系列灾难考验后，无论是国家的装备、技术，还是对灾难的反应速度及灾情研判，都有了质的飞跃。
从应灾走向防减救灾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也驶上快车道。中国应急管理预案、体制、机制和能力都有了跨越式的进展。
2008年12月，中国对防震减灾制度进行完善，重点对防震减灾规划、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救援、震后恢复重建等制度做了修改、完善，新增了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监督管理等制度。
《国家地震应急预案》2012年修订。以该《预案》为核心，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条块结合、结构完整的全国地震应急预案体系已基本形成。
201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对外公布。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
此外，目前国务院和31个省区市均建立了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同时建立了地震应急指挥平台，具备监测监控、预测预警、震灾情获取、应急指挥辅助决策、信息通告和调度指挥等功能。
2018年3月，伴随机构改革推进，应急管理部成立，将分散在13个部门的应急管理相关职能进行整合，统一管理。
外界评论称，应急管理部成立也意味着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正式组成。汶川地震后，中国正从应灾走向防减救全过程、安全与发展有机融合的模式。
回望这十年，也见证了中国应急管理领域的巨大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