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国夫妇。其妻子患精神疾病已有八年，一直靠药物维持。新京报记者 赵蕾 摄
平日出门，他戴着一顶姜黄色棒球帽，为了“有安全感”。
年前，他想把老年机换成智能手机，拜托工友带他去商场买。身处拥挤的人潮中，他紧张得冒汗，头也不敢抬，买完手机，他压低帽檐，拉着工友快速离开。
周在春直言自己已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他埋怨在看守所受了刺激，又在监狱蹲了太久，记忆力严重退化，一想事情就头疼，更多时候，他习惯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
周在化评价他“手机用到现在，还是只会打电话，可能真有点傻了”。
相比之下，周在化是适应比较快的。5个人聚在一起，周在化经常给他人解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他手把手教其他人使用微信，如何添加好友，在朋友圈怎么转发文章。
被冤案扯进另一个黑洞，再回到现实社会，5人感慨人情世故变了规则，仿佛换了人间。
谈及未来，孤身一人的周在春最避讳这个话题。他沉吟半晌，说还没想好，过了几秒，反问众人一句，“要不我回去种地？”
沉默的母亲与寡言的孩子
周飞龙今年27岁，与父亲周继坤失去自由的年纪相仿。
小学三年级时，周飞龙已经从村民怪异的目光中读懂自己的另类身份。为了避开人群，每天上学，他偷偷向南沿着农田绕路两公里去村西的学校。
他说那个时候的自己自卑，孤僻，不与同村的孩子一起玩耍，是“像个傻子一样”的存在。
刻意避免与同龄人产生冲突的结果并未奏效。在大李初中读初一时，周飞龙与同桌男生发生口角，就被对方一句“你爸是杀人犯，你也不是什么好人”的话语而深深打击。
令他难过的不止在学校的遭遇，还有家里的氛围。
这些年来，母亲从来不笑，眉头中间皱出一道浅浅的印子。她也不与人交往，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面条，他只能听到钟摆的声音，在寂静中颇为刺耳。
孤单的日子怎么也数不完。每周母亲要去县城为父亲伸冤。早晨母亲出门赶车，有时他被吵醒，抱着母亲大腿不放，哭着喊着不让走，却依旧被母亲哭着拽开。
他15岁辍学外出打工，每天早晨7点40上班，夜里1点下班。检验零件的关口，他困到失去意识，3次被一块镀有940个细小针孔的金属板扎破手背。
累到虚脱，他常想家。家人间那份疏离感却将他束缚在原地。他把每个月挣的600元悉数寄回，以弥补心里的内疚。
4月初，周飞龙特意请了事假回家陪父母，他看见周继坤时常将孙女揽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抱，心底涌出一阵暖流。
“第一次感觉到家的温暖，忽然想长久地陪在父母身边，再也不躲在外面了。”
与周飞龙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周正国的儿子周鹏。
周鹏的姐姐周萍在周正国刑满出狱的前一年在家喝农药自杀。那年他14岁，姐姐15岁。
周正国夫妇婚后几年未生育，妻子领养了周萍，不到一年周鹏出生，两人欢天喜地，说女儿是家里的福星。
周正国被判刑后，父亲成为家里讳莫如深的话题，周鹏姐弟都将心事藏在心里。唯有一次，周鹏无意中撞见姐姐偷看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的信，偷偷抹着眼泪。
姐姐离世导致母亲的精神状态更加起伏不定，多位村民提到，几年前，曾看到周正国妻子脱掉外衣，拿着脸盆和铁锹跑到村里一座石桥上，她“砰砰砰”敲响脸盆，嘴里大声嘟囔着什么，像在骂人。
“支离破碎”，周鹏形容自己的家庭。噩运背后隐形的持续性伤害让他备受煎熬，他只想离家越远越好。
周正国出狱后，带妻子看病，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近7年，为了给妻子支付每年6000元的医药费，周正国辗转廊坊、上海、昆山、温州等地做建筑工。有次在两层高的楼上刷墙，没站稳摔了手臂，如今再也不能扛重物。
长期压抑感情让周鹏变得不善言辞。出门在外，每当他想向父亲表达关心时，话却堵在嗓子里，吐不出咽不下。
他也多次想在过年时给父母买礼物，可转化为实际的过程让他心里发毛，最后只好作罢。
26岁的周鹏羡慕周飞龙。前阵子，相亲的女孩家里提出要30万礼金，周正国拿不出，旁人又和姑娘家说起周鹏的身世，女方立刻拒绝了亲事。
“我不会怪父母，只是于我而言，努力活着本身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周鹏说。
蒙冤的结束，追责的开始
“涡阳五周案”改判已过去十天，但凡遇见人，周继坤不忘叨叨，这是蒙冤的结束，追责的开始。
面对赶来的一拨拨媒体，他屡次撩起裤腿，指着膝盖上五六块皮肉愈合后的白色疤痕。出狱后，他走路缓慢，无力下蹲，走上一段路便坐下来揉腿。
展示伤疤成为5个人极力证明自己被刑讯逼供的方式。
周家华年轻时从不沾酒，现在每天中午都少不了三两“牛栏山”白酒。“心里憋得慌，有气无处撒，不痛快。”他说。
曾任阜阳市中院刑一庭庭长的巫继成透露，他在担任涡阳五周杀人案一审审判长期间，亲眼看见一名被告人出示用纸包裹的带血指甲盖，还有证人下跪说自己被打，承受不住才作的伪证。
事后，巫继成在一审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关于案件讨论的笔录上签字，他清楚记得，三名合议庭成员和七位审判委员均认定5个被告人无罪。
第二天早晨8点多，死者父亲周继鼎在巫继成办公桌前喝农药自杀。两个月后，省级领导批示案件的压力层层下传，案件走向随之逆转。
至此，周继坤父亲，时任牌坊镇政法委书记的周兴标等被告人家属走上漫漫上访路。
每周末，拿上几个馒头和一壶水，52岁的周兴标雷打不动地赶往安徽省高院和阜阳中院提交申诉状。
为了节省差旅费，他住在桥洞下，睡在公园的长凳上，火车候车室的坐椅上。向路边卖盒饭的小贩讨要剩饭菜。
“老爷子吃了很多苦。”周家华母亲多次和周兴标一起到北京和合肥替儿子伸冤，她理解周兴标的窘迫。
1999年，听到周继坤被宣判死刑，周兴标的精气神垮了，看到法院的人就下跪。
父子二人几乎过上了平行的生活。他们仿佛生活在两个监狱，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
周继坤看不到家人的努力，他偶尔埋怨父亲和妻子，申诉有这么难吗？
2016年，周兴标身体每况愈下，他在最后一次探监时向儿子保证：“再等等，只要我活着，就会替你伸冤到底。”
10年前，周在化和周在春先后出狱，他们也走上为自己洗刷罪名的道路。“每家人的火车票摞起来都至少一米多高。”周在化说。
4月20日，周继坤等5人又聚在一起，商量对当年办案人员追责的事情。“我们不要国家赔偿，一分钱也不要，只要求依法惩戒当年的办案人员，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也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周继坤说，当年在监狱里看到呼格吉勒图案平反的报道，随后相关部门启动追责程序，依法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他兴奋得一夜没睡。
周继坤说，他们5人已经决定，过几天就到最高法请求启动追责程序。
4月22日下午，周继坤5人从村里赶往合肥，给21年坚持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的几位律师送锦旗。
车驶过乡间麦田边的岔路，周继坤忽然指向右侧窗外的一个坟头，轻声说，“那是我父亲。”
新京报记者 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