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警察牛犇（右）和外国同事空中巡逻。
维和期间，陈函和当地社区居民在一起。
维和期间，陈函（右）参与日常巡逻。
陈函现在东莞公安系统工作。广报全媒体记者葛宇飞摄
时间回拨到2011年。
“爸爸以后要给你讲个很过瘾的故事。”8月17日凌晨1时30分，东莞石碣公安分局法制室灯火通明，民警陈函用手指点了一下照片里三岁儿子的额头。就在半天前，单位传达了一份广东省选拔民事维和警察的通知，陈函心动了。
“扑通！扑通！”空气里十分安静，牛犇只听到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因为他递交了民事维和警察选拔的申请。牛犇是东莞公安局禁毒支队的一名年轻民警。前往一个未知的国度，做十分有意义的事，这让他光想想就已经兴奋不已。
2013年广东选拔民事维和警察里，共有600人报名，最终只有18人脱颖而出，陈函和牛犇便是其中两位。2013年7月13日，他们踏上了赴利比里亚参加联合国民事维和行动的道路。
“多事”的“蓝帽子”
一来到利比里亚，陈函便被分派到首都刚果城警察分局，参加和指导当地警察办案。
警察局是战后重建的，两层小楼里一片昏暗，没有电脑，连纸笔都十分有限。当地警察接到报案，重要的才登记一下，绝大部分都是随意找张纸写几句，也不归档，时间一长基本都找不到。陈函在国内做了十几年的执法规范化建设。见状，陈函将自己烂熟于心的各种执法表格画了出来，翻译成英文，复印了一批发给当地民警来教他们怎么填。
刚开始，当地的警察对陈函颇有微词，这个“蓝帽子”怎么那么“多事”。但是，陈函雷厉风行，这些工作得以顺利在警局开展。经过一段时间后，混乱的情况减少了，办事的效率提高了。他们开始对陈函刮目相看。
2013年10月9日，陈函被派到总警监办公室上班，负责代表副总警监审核维和警察每日工作报告发往联合国总部。这份看似威风的工作其实很磨炼人。报告里囊括了十几个国家维和警察每日的情况，大到武装袭击、难民潮，小到汽车没油、厕所缺纸，十分繁杂。经过一个月的磨炼，陈函对维和警务认识越发深刻和全面。一个月后，副总警监干脆把报告交给陈函签发。于是，联合国总部的人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开始签在了来自利比里亚战区的报告上——“Han CHEN”（译“陈函”）。
警察局长管住了“埃博拉”
2014年3月，一个通告发了下来，上面说到，维和总部要招募地方警察局局长。于是，陈函参加了这次竞选，成功当选利比里亚最偏远的托市的警察局长。托市条件十分恶劣，那里饥荒遍地、毒虫丛生。当选几天后，陈函开着一辆联合国的车，带着全副家当出发了。
托市位于利比里亚的东北部，面积240平方公里，基本被原始森林覆盖。警察局下辖3个派出所，没有手机信号，一共只有15名警察。
硬件设施短期内改善基本不可能。于是，陈函把在国内的一套“打防管控”策略在这里运用起来，部署有限的警力开展巡逻、走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后，托市的治安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同年4月份，埃博拉疫情暴发，邻国科特迪瓦尤其严重，大量民众向边境涌来，托市告急。这时，利比里亚官方突然宣布封闭边境，禁止科特迪瓦人入境。近一个月里，陈函都要在边境口岸，协助移民官处理封关事项。同时，还要搜索本国可能感染的人，通知防疫人员处理。
陈函发现，利比里亚有养猴子和吃猴子的传统，而埃博拉的病原体就在猴子等动物身上。为了控制疫情，陈函争取到了市政府的支持，发动民众开展一场“消灭”猴子的行动，禁止家养猴子、贩卖猴子，同时宣传吃猴子的危险性。在陈函这位警察局长的带领下，大家纷纷响应，直到陈函7月份回国，托市都没有发生过一宗埃博拉病毒感染案例。
中国警察在当地很有威信
用泥土混合而成的墙壁，上面搭着铁皮和木头做成的简易屋顶，屋内地面凹凸不平，四周围着一层用竹子做成的围栏。牛犇将五星红旗架在竹竿上高高挂起，红旗在艳阳里飘扬。当时，牛犇被分配到联利团第五战区鱼镇的警局，这里是他租住生活的地方。
牛犇回忆：“其实民事维和警察一点也不比防暴队员轻松，我们分散在任务区各地，进行单兵作战。同时，任务区里物资匮乏，卫生条件很差，还有各种流行病，我每天通过体育锻炼来保持自己良好的体魄。”刚来到利比里亚的第一个月里，牛犇狂瘦了十几斤，从“壮小伙”变成“瘦小伙”。
“Hey！Chinese man！（嘿！中国人！）”每次他到社区巡逻的时候，当地的小孩就会笑嘻嘻地向他走来，给他递一些水果，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他。蓝衣黑裤，戴着一顶蓝色帽子，这是中国维和警察最平常不过的着装。
“中国警察在当地很有威信，当地人都很尊敬我们。”牛犇自豪地说道。民事维和警察的工作既繁琐又紧张，当地警察要做的事牛犇一个也不落下，同时还要协助和提升当地的警务工作。只身在外，牛犇神经紧绷，时刻提防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