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森
每到晚上11点，86岁的王坤森都会戴上手套、带上钩子、推着三轮车出门拾荒，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有时他一晚可以捡满两车废品，有时捡了一晚上却还卖不到10元。但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下，王坤森以每年5000元的“承诺”，资助了一名困难大学生长达四年。而去年，他又开始资助起了另外两名困难大学生。
儿时失去上学机会的他，明白重返校园时的喜悦，也深知一辈子背上“文盲”身份的苦楚。尽管每个月有6000多元退休金，但他说，“想要帮助别人，我就要拿自己的真心去帮助。”
在杭州市潮鸣街道刀茅巷社区的一个小院里，王坤森利用院子角落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小棚，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他拾荒捡来的“垃圾”——“坏空调”“坏电脑”“坏风扇”等等。
“更多的还是捡饮料瓶和纸箱子。”王坤森介绍说，以前只不过是看到顺手就捡起来，一两个月才捡一大包。而现在，为了能够让自己承诺每年5000元资助大学生的“任务”达成，每天他都要出门捡两大包。
五年七个多月，无论是八月十五，还是大年初一，每到深夜，身躯已有些佝偻的他都会骑着三轮车行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翻捡每个垃圾箱里的废品。
曾经是“小康家庭”
1932年出生的王坤森是余杭临平人。尽管今年已经86岁，但他仍然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只是偶尔会有些耳背。“这两年身体也不好了。”王坤森颇为感慨地说，这两年开始有些胸闷气短，而且经常会腰酸背痛。他说，由于捡废品时总是要弯着腰伸手到垃圾箱里去捡，久而久之腰部就直不起来了。
据王坤森回忆，在1907年，杭州的闸口火车站刚刚开通运营时，他的父亲就在铁路上工作了。由于父亲的收入稳定，加上母亲非常会操持家务，家里最初的生活条件还是挺不错的。随后，父亲被调到了临平火车站，一家人便来到了临平，并在当地买了田地和房子。
他说，他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算是‘小康家庭’了。”
但是，这种“小康”的生活，并没有给王坤森留下太多的记忆。1937年，在王坤森5岁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曾经的“小康”生活就此终结，王坤森也正式进入了“苦难记忆”之中。“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铁路工作人员都疏散了。” 一家人随着父亲回到了浙江省上虞的老家避难，直到两年后才重回临平，但是由于父亲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家中的生活仍比较艰难。
一毛钱花生是一天伙食
而当日军于1939年发动细菌战后，王坤森的母亲不幸被感染，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整个家都垮了下来，随后哥哥姐姐们相继出走。“因为战争的破坏，家里就剩下了我跟父亲两个。”
王坤森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禁有些伤感。由于他和父亲都没有钱买粮食吃，他们只能到街上花上一毛钱买那种炒坏了没人买的花生，就算是一天的伙食。
他告诉记者，那时候日本侵略军招铁路工人，每家每户都要派人去做工。碰上哪个店铺老板不愿意去的，他父亲就会主动替那人去。“因为去工地做工可以拿一两块钱，就够我们爷俩过许多天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过下去了，我父亲就叫我到街上捡烟屁股。捡回来之后，我父亲就用买到的烟丝制成一支支香烟。价格比包装精致的香烟要便宜一些，我们那时候一包烟能够卖两毛多钱，就这样来维持生活。”
说罢这些，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不停滑落到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
王坤森说，慢慢攒了一点钱之后，父亲才想着让他去上学，那时候他已经12岁了，而他的姐姐和哥哥都没有读过书。 “我自己到那么晚才能读书，所以我知道没有书读的苦啊。”
1949年，王坤森小学毕业，并考上了杭州七中。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的5月，杭州宣告解放后，他拿着红旗到城里的火车站欢迎解放军进城。在读初一时，他加入了共青团。
1950年元旦之后，王坤森正式入伍，在部队里得到了充分的学习和历练。
他说，在部队的这么多年，他什么苦都吃过了，所以，现在的这些苦根本算不上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