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钱袋子鼓不鼓，既要看收入涨不涨，也要看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重不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指明了收入分配调节的方向。春节期间，我们采访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几位劳动者，探讨如何把收入“蛋糕”切得更好、更合理。
增加优质公共服务
给中等收入者减压
【心声】“如果卖掉现在的住房换成学区房，刚够首付，不仅每月还贷压力增加，居住面积也小了，父母来了都住不开。希望政府尽快提升小区学区的教育水平，让女儿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育。”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某保险公司员工 梁 京
今年，是梁京大学毕业在辽宁沈阳扎根的第10年，她就职于沈阳市沈河区某保险公司，每月工资从最初的2000元涨到6000元，丈夫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每月工资也有5000多元。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梁京是“月光族”，这个月办张健身卡，下个月办张美容卡，支出完全没有计划。现在赚得多了，反而不大手大脚花钱了。“前几年，我爸脑溢血，住院加上后期复健花了几万元。我老家在小城市，医疗条件不好，把他接到沈阳来看病，但医保异地报销要先垫付，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手头有存款多么重要。”梁京说。
“这些年，收入增加了不少，但上有老下有小，钱还是攒起来踏实。”梁京说，“我爸大病一场，让我有了危机意识。父母年纪大了，养老金只够生活费，得给他们准备应急的钱。女儿现在上幼儿园，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学前班少不了，每年开支也不是小数。虽然我俩的收入在沈阳不算低，却还是有不够花的感觉。”现在，梁京一家居住的小区，生活还算方便，但眼看女儿要上小学，梁京有些着急：“我们小区对口的是一所普通小学，连区重点都不是。要想让女儿上重点小学，得买学区房，这样一来，压力就大了。”
“咱家这学区房还买不买？”梁京和丈夫商量，迟迟拿不定主意，“如果卖掉现在的住房换成学区房，刚够首付，不仅每月还贷压力增加，居住面积也小了，父母来了都住不开。”
在城市，像梁京这样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活压力也不小，一方面他们有一定收入，享受不到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他们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在高昂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面前，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看未来，增加收入不容易。”梁京说，比自己早上班10多年的老员工，月薪也不过比自己高一两千元，也就是说，很难指望通过积累工作时间实现收入水平的大幅跃升。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建议：“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应该改变传统的分配模式，从强调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资本、土地等物质要素的作用，转到更加重视劳动力、创造能力、科技能力、管理能力等要素创造的价值，并在收入分配中给予倾斜。”
目前，梁京最盼望政府能尽快提升小区学区的教育水平，让女儿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育。“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来讲，满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进入小康还会有更高需求，对生活的安定性、舒适性、愉悦性要求更高。这既要增加个人收入，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比如更公平的教育、更优质的医疗，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赵锡军说。
调节手段更有效
各类收入更透明
【心声】“其实真正有钱的高收入人群很少靠固定薪资，而是靠资本赚钱，他们有的房产多，有的通过企业收支合理规避个人所得税，还有一些隐性收入根本不纳税，我觉得这些收入更需要税收调节。”
——北京某民营企业职员 赵彬彬
“我的年终奖交了1万多元的税，真心疼。”北京某民营企业职员赵彬彬说，“我每月工资7000元左右，在北京真不够花，尽管年终奖有6万元，但一交个税，也剩不下多少了。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公司老板明明比我有钱，缴纳个税却和我差不多？”
我国目前实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是2011年通过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起征点为每月3500元，最高档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万元的部分税率为45%，收入调节的力度并不小。但赵彬彬有些不平：“我们老板给自己开的工资并不高，年终奖更是象征性的只有1元钱，根本交不了多少个人所得税。”
“其实真正有钱的高收入人群很少靠固定薪资赚钱，而是靠资本赚钱，他们有的房产多，有的通过企业收支合理规避个人所得税，还有一些隐性收入根本不纳税，我觉得这些收入更需要税收调节。”赵彬彬说。
“目前，大部分的居民合法收入都会纳入纳税征管体系，除非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我国公民在境外取得的一些收入，目前税收征管还没有完全覆盖。”赵锡军建议，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把没纳入的都纳入进来，对于恶意逃税、偷税漏税要坚决查处。同时，提高纳税人自己纳税的积极性、主动性，一方面要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要提供与其纳税贡献相匹配的公共服务。
赵彬彬觉得，个人所得税将起征点定为3500元，起点有些低，因为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了。“个税调节，不能只盯着工资，更应盯紧资本、资产等财产性收入。”
在税收调节之外，还应破除行业垄断，从源头遏制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发改委、央行、统计局等部门调查发现，中国高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目前，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新方案，即所谓的国企“限薪令”已经执行了几年。
“未来，应继续破除行业垄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说。
完善社会保障网
低收入者更踏实
【心声】“眼下房租涨得太快，一小半的收入都给了房东。要是能给我们这些打工者提供廉租宿舍就好了，小点、远点都不要紧。”
——重庆籍进城务工人员 冯慧英
47岁的重庆人冯慧英在北京做家政小时工，每个月能挣4000多元。她说：“只要自己勤快点，多干点就能多赚点，就是租房和看病的开销太大，赚了钱也剩不下。”
冯慧英在京郊租了一间小平房，今年房东将每月房租从1300元涨到1600元，冬天没有暖气，但她也不舍得用电暖宝，“房租涨得太快，一小半的收入都给了房东。要是政府能给我们这些打工者提供廉租宿舍就好了，小点、远点都不要紧。”
冯慧英还有一项大头支出是医药费。“去年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又犯了，拿着我在重庆县城参加的新农合医保卡在北京看病，医院不认。吃药、针灸都报销不了，一个月又多花七八百元。”冯慧英在重庆老家咨询过医保报销的政策，被告知要从县医院逐级向上转院才能报销，“我在北京打工生病了，也不能先坐车回家去转院呀。相信像我这种情况的人还有很多。”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确能减轻低收入人群负担，但更让某些低收入人群头疼的还是钱袋子太瘪。
江苏淮安市盱眙县官滩镇洪湖村农户陈广军2016年的收入只有2万元，妻子身有残疾，家里两个小孩还在读书，仅靠7亩粮田维持生活，“种粮挣的钱不够花，我就做点瓦工。虽然老伴看病有新农合，但日子还是紧巴巴的。”陈广军说。
如何让低收入人群的钱袋子更鼓？要“输血”，更要帮忙“造血”。去年，在村里帮助下，陈广军将分散在4个地方的7亩田整合成一块，村里担保帮他申请到5万元小额贷款，另外又新承包水田26亩，实施规模化“虾稻共生”养殖，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盱眙龙虾”。仅一年时间，全家收入就涨了好几倍。
腰包鼓了，陈广军高兴，但一盘算未来，压力还不小，“想供两个孩子上大学，一个孩子最少得花七八万元。将来孩子也要成家，还得依靠家里支持，否则很难在城里立住脚。”他盼望水田里的小龙虾长得再快些，趁着这两年行情好，手里多攒些钱。
“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不仅要帮助他们提高劳动能力，获得更高的收入，还要织好社会保障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予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赵锡军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23日 1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