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把普通话称作“国语”，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普通话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这是一个法律术语，着重强调的是“普通话”在国内的“通用性”。“国家通用语言”不能与“国语”“官方语言”相混淆。
官方语言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法定的正式语言，如法国为法语。另一些国家，主要是一些国内民族较多的前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用前殖民国家的语言——英语，作为主要官方语言。而有的国家如中国、美国，并没有法定的官方语言。
普通话的“普通”两字，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言，也是各民族的主要交际语。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从来没有指定“官方语言”，就是从这一重大原则出发的。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好处多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种的大国而言，更是有着多重意义，比如民族、地域间交往交流，建立统一市场，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
民国时期：教员说普通话反被撵走
“普通话”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清末。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但当时的推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至于出现了教员在课堂上说普通话反被撵走的闹剧。
史学家周策纵曾谈到1931-1933年在老家湖南衡阳读中学时的一件趣事——那时的老师中，“有一位金先生，年纪最轻，是北大或北师大毕业的。一口卷舌音，儿呀儿的。我们听不懂他的北京话，上了几堂课，大家听不懂，要赶走他。校长说他讲的最标准，我们都应该学。可是他的舌头卷得那么厉害，我们实在无法听懂，结果还是把他赶走了。想起来真冤枉，又很好笑。”
北洋政府时期，梁启超在北京授课，因讲话带有浓重的粤语口音，学生感到极难理解。1943年，查良镛（即后来的金庸）在重庆读书时，因为钱穆老师用无锡话授课，同学们听不懂，身为海宁人的查良镛还能听明白，于是就充当起了“翻译”。
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资料图
新中国：确立普通话标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显得非常必要。1953 年春天，为制定统一的语言规范，政务院组织语言专家到各地进行语音标本采集。与北京一山之隔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因为独特的历史渊源，成为普通话语音采集地之一。专家到滦平金沟屯、火斗山、巴克什营等乡镇采集了样音，为我国普通话语言规范的制定提供了语言（特别是语音）标本。滦平话音准分明，字正腔圆，由于没有儿化、省字、尾音等语言习惯，滦平话被认为“比北京话更接近普通话”。有人开玩笑：“学普通话，原来学的是滦平方言！”
河北滦平，普通话语音采集地。资料图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经过仔细研究，大家一致决定将现代标准汉语称为普通话，取其普遍共通之义。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