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销商可能会将一管抗体分装成两管、三管甚至四管，然后分别兑水。造假者的另一种手段是用回收的国外品牌的旧包装，直接装入来历不明的试剂，贴上打印的进口品牌标签，就能卖大价钱
（资料图片）重庆的一个DNA实验室。图|CFP
假冒试剂：中国科学界的“海淘”隐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大学、研究所使用的生物试剂也有假货吗？5月11日，《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家与假冒试剂的秘密战争》一文，根据文章描述，中国存在着一个利润丰厚的假冒试剂市场，科学家们在想方设法对付这些假货。
试剂造假听起来有点儿匪夷所思，把这个现象说得通俗化一点，或许就很容易理解了：买试剂和到国外代购包包的套路很相似。为了能够买到免税的产品而选择买水货，但是又常常会因为不了解代购方，而买到假货。
这不是国际学术期刊第一次对中国的假冒试剂投入关注。2009年5月，另一家世界权威的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就曾报道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特聘研究员席建忠购买到假细胞培养基的经历。国内的科学网联合《科学新闻》杂志就关于科研试剂耗材造假现象在网上曾做过问卷调查，在将近500份问卷中，有43％的人曾使用假冒伪劣试剂耗材，比例几乎达到一半。
国内科研试剂造假的“套路”沿用了制造普通假冒伪劣产品的做法。例如，2007年，生物在线网站曾披露，国内许多企业向各大科研机构出售所谓“美国ADL公司的ELISA试剂盒”，然而，这家公司并不存在，它是由国内商家杜撰一家“美国公司”，然后将国产试剂盒套上国外身份进行销售。
由此可见，假冒科研试剂的出现在中国至少有10年的历史了，但至今它依然是令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的问题，以至《自然》杂志最近再次关注此事。
隐秘的试剂造假
根据2015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生物试剂，是以微生物、细胞、动物或人源组织和体液作为原料，应用传统技术或者现代生物技术制成，用于人类疾病的预防、治疗和诊断的药品。我们日常听到的抗生素、血清、疫苗、血液制品甚至动物源性的组织和胚胎等都属于试剂的范畴，是生物科学实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黄嵩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研究所一年有4000万元经费花在购买试剂上，几乎占了整体科研经费的一半。在采购试剂的时候，假冒试剂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2013年，他曾在中关村一家打印店里看到印着艾博抗（Abcam）和CST（Cell Signalling Technology）等国外知名抗体公司名称的标签；2015年，他看到实验室里有清洁工专门挑拣出空的试剂瓶，问过以后才知道，有人以40元一个的价钱回收空试剂瓶。
不仅如此，黄嵩自己也有过买假试剂的经历。他曾经做DNA转染的实验，把DNA引入细胞的试剂出了问题，使得他后面的实验没有结果。他想到很多因素：血清是假的，还是细胞出了问题，或者是实验方法出了错？他把这些都试验了一遍，依然没找到原因，最终才想到试剂是否有问题——一试，果然试剂本身就是假的。
“重新测试的过程非常长，一个礼拜才能验证一个变量是不是错的。”在辛辛苦苦完成一系列实验以后，再折回去寻找“错点”是非常烦恼的事，这样的困扰不仅黄嵩独有。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研究员席建忠曾对《科学》杂志讲述，他的实验瓶里多次出现黑斑，培养的细胞在一周内就死亡了，逐个排除干扰因素以后，最终发现他使用的一种细胞培养基DMEM可能是假货。“DMEM太基础了，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它会出问题。”除了费时、费力还费钱，因为实验过程中还添加了很多其他试剂，使用各种耗材、仪器，而且搭进很大的人力成本。根据席建忠的计算，一次这样的事故，损失大概就有二三十万元。
北京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黄岩谊曾经提到，“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从来就没有想过试剂会有假的，他们大脑里从来就没有这根弦儿。”在黄嵩看来，很多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从来不会怀疑试剂的真假，因为在美国几乎不会遇到假货。
黄嵩根据自己看到的假冒商标和试剂瓶回收的情况推测，试剂造假的手段应该是兑水掺假和直接假冒。“许多生物试剂包装并没有密封条，拿抗体来讲，经销商可能会将一管抗体分装成两管、三管甚至四管，然后分别兑水，这时候从外表上并不能看出哪管试剂是假的，只要能打印出标签来，贴上去就行了。”
他推测，造假者的另一种手段是用回收的国外品牌的旧包装，直接装入来历不明的试剂，贴上打印的进口品牌标签，就能卖大价钱。“这些人用别人的品牌是没有顾忌的，自己赚了钱，却毁了国外品牌的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