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拍摄《野草集》时，彭彭还是新工人影像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聊天，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在成片里。
一个孩子对着镜头问彭彭：“如果政策越来越严了，我们都被赶走了，这些房屋是不是没人住了？”
“不会把你们都赶走的，”彭彭回答他，“因为还要让你们回来继续上班。”
这段对话让宋轶很感慨，像玩笑话的词句，“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发展逻辑”。对话的背后，还有一些让宋轶感到沉重而残酷的东西。
他的镜头下有许多80、90后打工者，他们曾经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如今，他们的小孩又遇到了上学困难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某种延续，或者说，阶层固化之后的一种延续。”宋轶说。
拍摄过程中，他遇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紧急关停。宋轶走进教室，发现学生们的作业本、书包都还搁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像是时间凝固了一样。
宋轶推测，大概是关停的通知下达得太突然，以至于孩子们没来得及把东西收拾走。
半年以后，宋轶回到这所学校，想补拍一些画面，却发现这个地方，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生活区域。另一拨打工者在这里居住下来，把已经废弃掉的学校，改造成了一个出租大院。原先的教室成了卧室，门口码放着鸡蛋。昔日校园里的花池中，现在长出的是大葱。升旗台和乒乓球桌上，堆满了生活用品。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感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能感觉它在打动我，可为什么打动呢？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这种触动，促使宋轶给纪录片起了《野草集》这个名字。
宋轶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人对打工者二代这个群体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他说：“城市决策者在设计制度时，如果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就需要先建立沟通的基础。”
熊易寒也曾在论文中写道：“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表现得较为迟钝，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回应性；另一方面，又经常对社会矛盾表现过度敏感。”
“如果有一天，在上海的外地人都走了，那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了。”熊易寒说。城市需要数量庞大的打工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给城市的教育、医疗、能源、秩序维持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卢晖临建议，尽快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让那些在大城市有稳定生计的农民工家庭能够真正在大城市定居下来。鉴于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卢晖临同时认为，有计划地引导人口向其他城市和地区分流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应当采取优惠政策，引导打工者向大都市周边的城市、乃至老家回流，但绝不可以采取强制简单的驱赶措施。
前几年，骆锦强也想过回老家，但他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家乡，老人们认为“年轻人就该去外头闯荡，挣钱”。
离开家乡时，他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从老家的小学，到城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再到自己报名就读的电大，他在一张又一张的课桌前流动。
他当初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他曾住过的“大杂院”，都已经在这十几年里，陆续被推平了。他的父亲曾是拆掉他小学的工人之一，抡着大锤把墙壁砸倒，露出钢筋。母亲会从废墟里挑拣比较完整的砖块，刮掉泥灰买掉，一块砖只能卖几分钱。
如今，父亲已经回了乡下老家，不再打工了。母亲还留在北京，帮他带孩子，成了另一个话题群体“老年漂”中的一员。
为了孩子上学，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杨龙曾经就读的学校也被推平了。他回到当初学校所在地，发现所有熟悉的景物都已经消失，只有一株当初校园里的老树还留在原地。
“也许现在也没了吧。”他猜。后来他才知道，那片地方，如今已经成了一所知名高校的新园区。
9岁的大女儿在一所公立小学就读。为了让女儿顺利入学，杨龙折腾了一个多月，辗转在许多个办公部门之间。工作证明、社保证明、居住证、暂住证……房东的房产证。最终，杨龙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如今政策收紧了，小女儿上学时该怎么办，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宋轶注意到，最近几年有些打工者二代，把孩子送到了香河、衡水、廊坊这些北京周边城市上学，“钻了一点点空子”。这个“野路子”甚至形成了产业，一位家长辞职创业，帮那些处境相似的家长联系学校，赚取中介费。
但宋轶不确定，这条“野路子”还可行多久，他听说，那些地方“最近也开始收紧了”。
201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完成了一项关于“农二代”生存处境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卢晖临执笔的《北京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情况调研报告》。
这次调研发放了5000份问卷。“流二代”在京平均居住年限是15.7年，有25.5%是在北京出生的。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4.3岁，其中，有65%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
卢晖临在报告中提到，许多打工者二代，在成长的过程中，“参加群体性社会冲突比率较高”。他们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包括升学，择业，往往会与政策产生碰撞，这让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了“对社会不公的感知”。再加上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缺失，当这些年轻人把情绪外化出来，就很容易发生群体性的社会冲突。
“这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境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卢晖临认为，除了尽可能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也需要通过搭建平台、引导舆论的方式，帮这个群体“以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宋轶选择的方式是摄影机。在他的镜头之下，一些采访对象谈起了自己和同学的经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曾进过看守所、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向宋轶提到，他第一次被抓进去、放出来之后，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信息里，从此留下了永久的记录。有一回他开车过收费站，交了钱往前开，没开多远，后面出现两辆警车，把他拦住盘问。他这才明白，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别人不一样了。
骆锦强觉得，这不但是教育的问题，也是打工者“原生家庭的问题”。一方面，打工者往往太忙于生计，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许多打工者一代甚至二代，对教育方式没什么概念，管教孩子的方法，除了打，就没别的了。
骆锦强在电大读的专业是幼教，如今他正在创业，发起了一个社区育儿互助中心。“举社区之力培养孩子”，这个口号时常被他挂在嘴边。
女儿如今读的是他自办的幼儿园，再过两年就该上小学了。骆锦强想好了，要么努力赚钱，送她去读私立小学，要么就扩大创业规模，把小学教育也囊括进来。
他想尽自己所能，给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不让她像当初的自己一样，没能拥有一张踏实读书的书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