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成的中间人
2003年，在狱中获得减刑的张维平，刑满释放。无处可去之际，他来到了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
在石湾车站附近，他租了一间临时房，每晚只要10元。没事时，他就到村口的小店闲坐。店里两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听说张维平因拐卖儿童坐过牢，便介绍他结识了另一个行里人——“梅姨”。
初次与梅姨合作，张维平十分谨慎。偷孩子前，他告诉梅姨，自己和女朋友生了个孩子。因为家中还有妻儿，这个一岁左右的男孩无法带回家抚养。他希望梅姨介绍一个人家收养孩子，收养者只需付一笔“抚养费”。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那是他第一次亲手偷走别人的孩子。收养孩子的夫妇给了他12000元。其中的1000元，他给了梅姨当做介绍费。
仅两个月后，张维平便与梅姨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开始熟悉带孩子与买主见面，买主带孩子体检等流程。梅姨承诺：不论男女，只要有小孩，她都要。
从那时起，张维平不再想着到工厂做工，每隔数月就偷个孩子经梅姨之手卖掉。每个男孩12000元，除去给梅姨的部分，张维平能拿到11000元。二人之间还有一种默契。张维平不说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梅姨也从不过问。
据张维平交代，仅2004年，他就拐走并卖掉三个孩子。2005年，他又得手四次。
除了卖掉自己偷来的孩子，他还帮别人“销赃”。
2004年，他曾与一个名叫“小妹”的性工作者有过短暂交往。小妹先后两次请张维平帮忙卖孩子，张都将孩子从梅姨处出手，并从中获利。
通过梅姨，张维平还帮表弟周容平联系过买家。被卖的是周容平邻居家刚满1岁的男孩，由周等4人入室抢走。孩子卖了13000元，张维平却告诉周只卖了10000元，事后还收了1000元中介费。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
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光了。
或将被判重刑
2017年7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提起公诉。这是张维平第三次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诉。
上一次是2010年5月，张维平因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经减刑，其于2015年8月获释。
广州市检的公诉，意味着本案要在广州中院一审。依据刑事诉讼法，在中级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与周容平等4名没有前科的被告人相比，张维平无疑是最有可能被判重刑的那一个。
2017年11月2日庭审时，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申军良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问题，要张维平回答每一个孩子是从哪里偷的、在哪里交易、被卖到了哪里。张维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但孩子究竟卖到了哪里、卖给了谁，只有梅姨知道。
“只要你说出梅姨在哪，帮我们找到孩子，我们所有家长愿意给你写谅解书。”申军良说道。张维平和他对视了两秒，点点头。
但他根本不知梅姨的下落。
两人最后一次联络是2005年底。当时电视里多次报道东莞警方的打拐行动，张维平想金盆洗手。他换掉手机卡，主动切断了与梅姨的联系。
依据刑法，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在本次被公诉的5名被告人中，只有张维平没有主动聘请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表示：“我希望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
可是申军良不愿看到张维平被判死刑，在梅姨下落未明的情况下，他是找到9名被拐卖儿童的唯一线索。
“如果张维平被判死刑，我就上诉。”申军良说，他死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