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多个城市早已有试点
在司法部和最高法联合出台文件之前，一些地方已经有所动作。
2011年，浙江省司法厅就会同浙江省高院出台了文件，在刑诉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七种法院指定辩护的情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嫌疑人如果可能被判3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又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就要为其指定辩护律师。
浙江省司法厅副巡视员陈伟强说，浙江的做法拓宽了刑诉法规定，当时省内称为“商请辩护”，即只要符合7种情形之一，法院就可以商请法律援助机构，法援机构根据自身力量决定是否给予援助，“从实践来看，98%商请的案件都给予了援助。”
2016年，浙江省共审结刑事案件8.76万件，其中为1.9万名没钱请律师、可能被判3年以上的被告人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出庭辩护。
作为此次司法部指定的试点地方之一，浙江要再次加码，“不再限于7种情形，只要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且当事人未请律师，法律援助就兜底包下来。”
陈伟强告诉记者，从11月起，浙江在杭州、宁波、温州开展全覆盖试点工作，并计划2019年在全省推开。
结合以往经验，陈伟强认为试点阶段关键要做好人员保障和经费保障，“像温州一些区县律师资源相对较少，全覆盖之后需要辩护的案件量会大幅增加，如何保障每个案件都有人辩护就成了问题，温州作为试点市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某个县律师少，就把市里的律师派过去进行辩护。”
北京市司法局主管法律援助业务的局领导王群也说，与全国相比，北京的律师资源非常丰富，但也存在分布不均问题，如朝阳区的律师超过1.4万名，延庆区的律师只有10余名，“我们规定市律协统筹调配律师资源，通过对口支援等形式支持律师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的区。”
“起码是往前推进了一步”
可以说，《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文件获得了广泛认可。
尤其文件第11条更让它“长了牙齿”，即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在审判期间未获得律师辩护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在近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蓟门决策”论坛上，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著名律师田文昌就说，如果真正实现全覆盖，会强化律师辩护的作用，“在目前比例很低的刑事辩护中，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更少，现在通过全覆盖解决数量的同时，相应地会影响到辩护的作用。”
辩护率提上去了，也会引起社会各方刑事辩护观念的更新。
刑辩律师周海洋此前做过多年检察官，在他看来，刑事辩护的春天将至，但可能仍“春寒料峭”，后续法律援助律师的经费问题、辩护质量问题都值得关注。
浙江的做法或许能提供一些借鉴。今年年初，浙江省出台《法律援助服务规范》，成为全国首个省级法律服务地方标准，其中详细制定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流程和服务标准。比如在承办刑事案件时，要求法律援助律师在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应及时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同时列明了6项要着重审查并复制的材料，并在各项材料后提醒查看“这些证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陈伟强说，《规范》的核心就是刑事案件办理的标准化，“要求律师在每个环节应该怎么做，如果每个案件都按照这个流程来办就能达到合格的标准，以此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
王群则认为首先要依法保障刑事律师执业权利，包括律师的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权，“这需要法院、律协等单位共同努力。”
在跟司法政策打了多年交道的王公义看来，一些人对文件落实信心不足是以往经验造成的，这的确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但起码，刑事辩护工作往前推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