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学生会能代表学生吗？
谢晓虹：香港高校学生会的代表性其实很低，包括港大、港中大、城大等学校只有一两成的学生参与学生会投票选举，大部分学生对学生会的事务不感兴趣。而学生会也对学生事务没有兴趣，更倾向于做一些政治性、社会性事务，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为“泛民主派”培养政治人才的功能，很多表现突出的学生会成员毕业后会去担任“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助理。抱持这样理念的人会比较愿意出来参选学生会，选上后自然也会把学生会往那个方向带。持其他理念的人，比如爱港爱国者，根本就选不上，还会受到各种攻击。
环球时报：你对内地学生的印象是怎样的？
谢晓虹：我在读研究生时，在研究生会接触过很多内地学生。研究生会和学生会之间互相没有交流，学生会绝大多数都是香港本地的本科生，而研究生会成员很多都是内地学生，也有香港学生，也有新加坡等外国学生。与学生会不同，研究生会更多是为学生服务。
我认识的内地同学都很厉害，在研究生会组织同学参加的各类比赛中，组织能力、学术能力都很强，他们毕业后也发展很好，创业很成功。香港本地学生一般本科毕业后就会找工作，工作后如果有需要，才会去读研究生，而且很多人会选择去欧美读书。因此，香港高校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很多都是内地学生，他们在香港求学的同时，也为香港学校的科研水平做出很大贡献。
环球时报：你为何选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作为座右铭？
谢晓虹：我当时在中学六年级（高三）学中国语言及文化科，看一些经典文化名篇时看到这句话，当时很受触动，觉得我们读书人就应该有这种情怀，为香港、为国家做一些事，从此就用这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学语文，更多是为了应试。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明白孔孟的“仁义礼智信”，杜甫《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还有欧阳修、苏东坡的作品，里面的内涵很丰富，让我们有一种家国情怀，同时也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
环球时报：在你看来，香港青年有什么迷茫？
谢晓虹：他们担心未来怎么发展。如果他们看到自己毕业后能有一个不错的前途，应该不会选择把时间花在搞政治活动上。香港学生很聪明，也很功利，他们发现哪条路好走，就会走哪条路。比如说，政治上比较激进，能拿到选票，就可以进立法会当议员，一个月9万块，那就是一条捷径。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工作才1万多，过上10年也不一定拿到9万元的月薪，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考虑那条路。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一些学生在“占中”时骂政府骂得很厉害，但毕业后会去考公务员，因为工资高、稳定。
环球时报：你认为香港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
谢晓虹：香港如果继续这么耗下去，前景堪忧。大湾区是很大的历史机遇，香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比如房价高、创业成本高等等。但内地有很多机遇，我身边一个朋友就参加过广东河源的一个创业比赛，拿了奖金，还可以在内地免费使用一个办公室（前几个月免交租金）。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到内地读书、创业、工作，未来可以住在珠海、深圳，到香港上班，有了“一地两检”会很方便。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香港年轻人应该把自己的未来跟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香港是个很小的经济体，必须跟不同地方的人合作，才能找到香港的价值，内地有资源，香港有创意，结合在一起，对两地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