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地震预警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暾：在地震造成破坏之前，民众据此及时避险以减少伤亡；地震预警还能为危化企业、燃气、电力、高铁、地铁、核电站等重大工程提供地震自动紧急处置，以减少经济损失和次生灾害。
研究表明，当地震预警时间为3秒时，可减少14%的人员伤亡；地震预警时间为10秒时，可减少39%的人员伤亡；地震预警时间为20秒时，可减少63%的人员伤亡。
如果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有地震预警，专家估算可能减少2万-3万人死亡。
是预警，不是预测
新京报：网上说，在震中地区，地震预警系统“无效”？
王暾：这个是我们要不断改善的地方。震中地区地震波来得太快，目前的技术下，地震预警在震中大约半径20公里范围内，很难做到提前预警。
新京报：会不会出现误报？如何保证预警的有效性？
王暾：目前，减灾所已经与各地市县地震部门将地震预警网延伸至中国31个省市区，构建了覆盖220万平方公里的地震预警网。从2011年9月起，ICL地震预警系统已经运行近6年，这个系统在运行期间，经过了万余次实际地震，连续预警了芦山7级、鲁甸6.5级等38次破坏性地震。
可以负责地说，在地震预警网应用的地区，没有出现过一次误报，也没有出现过一次漏报。
新京报：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测是一回事吗？
王暾：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测是两码事。地震预测是对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地震事件预先发出通告，地震预警则是在地震已经发生、但还未形成严重破坏时发出警告。
地震预警是指在地震发生时，利用电波和地震波的速度差，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前给目标发出警报，只有几秒的响应时间，来不及人工转发，用户需要直接接收地震预警信息，立即采取措施避险。
地震预测是指地震发生前，由地震预测专家、行政领导开会讨论的结果，有时间(数小时或数天)组织专家开会讨论决定是否发布。地震预测至少有数小时响应，来得及人工转发。
但是，地震预测是科学难题，目前全球还未突破。减灾所目前也在从事地震预测的研发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真正应用地震预警信息的人口非常少
新京报：你和你的团队，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始研发地震预警系统的？
王暾：2008年汶川“5·12”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奥地利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作为四川人的我感到非常刺痛。
我看到有网友评论“为什么没有任何警报”，再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墨西哥、日本分别在1991年、2007年就已经启用了各自的地震预警系统，但是国内当时能够应用于实际的地震预警，仍然是一片空白。
当时我就决定要回国，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地震预警系统。汶川地震一个月后，我带着从亲朋好友那里筹集的300多万元资金，回国在成都创业。
新京报：中国多地属于地震多发地带，为什么国内此前没有研究出地震预警系统？
王暾：地震预警原理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研发过程很艰难。刚开始，轻微的抖动都会让报警器发出警报。直到2010年年底，我们团队才研发出地震预警系统的雏形。减灾所和国内很多研究单位不一样，我们是直接在汶川余震区进行研发、实验的。汶川地震之后，当地好几年之内，还在不断发生余震，这种环境对于研发地震预警器非常有利。
国内此前在地震预警实用领域的空白，我觉得除了技术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相关部门和民众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对地震预警领域的不够重视。大灾害都是小概率事件，就是这种“小概率”，让很多人都没有“提前做准备”的意识。
新京报：不够重视，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暾：很多人对地震预警都不感冒，不理解地震预警的重要性。
比如，我们研发出地震预警器的雏形后，当时设备放在租用的院子里，别人甚至会觉得碍事。还有人说，汶川这种级别的地震千载难遇，这个地震之后，也许一千年都不会再有大地震了。做这种地震预警，没什么用。
另外，我们的减灾所是一个民办的非营利机构，是社会力量在从事地震预警领域的工作。在中国，地震预警算是一个“小众”的领域，基本上是地震局在干，有些人或许会觉得，我们干了一些“可能不该干”的事情。
新京报：在此过程中，和政府的合作是怎样的？
王暾：总体上，我们是在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很多支持。
有一次，我带着团队去汶川布点，路上连加油的钱都没有了。就在我觉得快要山穷水尽时，2010年年底，由于研究成果初具雏形，之前向成都高新区申请的20万元扶持资金到账。第二年春天，科技部的专项资金陆续到位。2011年，我们得到了300余万元的资金支持，情况慢慢好了起来。
我们现在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延伸到了中国31个省市区，可见政府部门对好的东西还是相当支持的。
但是，减灾所的统计数据表明，虽然我国地震预警网已覆盖6.5亿人口，但能够真正应用地震预警信息的人口不到其中的2%。这个低数据的背后，一是预警机制还不够完善，二是很多民众的观念，没意识到地震预警的重要性。
新京报记者 王剑强王婧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