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李旭在安徽合肥天鹅湖公园进行反传销宣传。受访者供图
对话人物
李旭，民间反传销人士。1971年出生，四川阆中人。
2004年，在亲戚游说下，李旭陷入江苏一传销组织，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自己的亲姐姐。2006年，从传销骗局中醒悟后，他自费建立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下设救助热线和网站。
十余年间，他和他的团队解释骗局、反洗脑，解救传销人员，并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铲除了多个非法传销组织。他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陷入传销
“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两个亲姐姐”
新京报：媒体报道，你曾陷入传销组织？
李旭：对。当时我三十多岁，从老家四川阆中到辽宁鞍山做了十来年生意。先是开豆腐坊，后来开小超市，起早贪黑，太辛苦了，收入也一般，我对当时的生活很不满意。2004年的一天，我小舅子跟我说，可以和他一样去南方寻找商机，在江苏包水电工程，一个项目能赚几十万，这是我当时收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很有诱惑力。不过，最开始我是怀疑的，他以前给我打工，好吃懒做，传统行业都做不好，我不是很信任他。但后来他的亲叔叔、还有我岳父都被他发展过去了，他们给我打配合电话，说那边确实好。犹豫了两三个月，我去了。
新京报：去了以后发现是什么样子？
李旭：去了第二天就被带去上课，小黑屋，上面有领导宣布，“生意建设会马上开始”，还让关掉手机。晚上，小舅子他们跟我说，没有水电工程，让我来考察新行业。我当时想走，但迫于亲情，岳父、小舅子都在，怎么都得给面子，答应帮他们听几天。五六天之后，我自己也信了。
可能是因为天天上课，在封闭的环境里，一直有人跟你讲梦想，投资几千块，两三年之后就能赚钱，风险小、回报大、短平快。身边又都是亲戚，能感觉到家的氛围。还有成功人士的分享会，几百人的大礼堂，他们穿金戴银现身说法，他们确实成功了，这不是骗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那种情况下，就被同化了，想着，这可能是个机会。
新京报：你也开始发展下线？
李旭：我先投资了一万多块钱。我当时真心觉得这是发财的机会，应该把机会带给最亲近的人。我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我的两个亲姐姐。先后发展了三四个人，他们又发展下线，我当时差不多有四十多个下线。我一直做到中层头目。2005年年底，过了兴奋期，我发现了问题。大家都是发展亲戚朋友，到了一定时间，拉不来下线，就没钱了；我上面的头目又偷偷摸摸，总觉得他们有见不得光的地方。我上网一查，这叫传销，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不崇高也不伟大。我才幡然醒悟。犹豫了两个月，解散了自己的团队，报警，最大的头目被抓了。
反传销
“曾一次性解救一个家族的人”
新京报：因为那次经历走上反传销的路？
李旭：刚退出，我很愧疚，被骗的都是我的亲人朋友。而且我也认识到传销的危害，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扭曲了。我在网上发帖、开博客，揭露骗局。我回到鞍山，通过网络和电话解救了一些鞍山周边的人。一般都是家属向我求助，我跟着家属一起过去，那时候传销组织对新人的控制比较简单，打的都是亲情牌，屋子里有人陪打牌，外出有人陪玩，对新人都很好，也不限制自由。我们把陷入传销的人约到宾馆，现身说法，讲传销的套路、分钱的内幕，我是过来人，一般都能说到点子上。
新京报：自费去做这件事？
李旭：带着救赎的心态，因为我害过人。能捞出一个，我自己也很开心。有时候家属会出于感激，给个一两百，大部分家庭困难，也不会做捐助。从2007年开始，我专职去做这件事，从一个人到四五个人，再加上一些志愿者、社会上一些其他反传的组织，哪里有传销，我们就去哪里。当时真是激情反传，不求回报。到2008年年底，发现不可持续，每次去外地反传自己得搭上路费，电话费一个月都得一千多块，我们没有办公场所，就一个手机。尽管偶尔也有网友、以前帮助过的人捐款，千儿八百，但还是杯水车薪。后来开始收费，主要还是差旅费，本地救助不收费。
新京报：有没有哪一次救助你印象比较深刻？
李旭：救助过很多。最有成就感的是2015年前后，我们去合肥做过集中解救。那是南派传销，来去自由，家人可以把人约出来。我们扎营在一个宾馆，一次性约出来十来个，每个房间都分工劝说，效果非常好，一次性解救了一个家族的人。
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份，四川成都有个女研究生向我求助，他父亲被朋友骗到南宁，陷入传销组织，逼着她给传销组织打钱，当时钱都打了，24小时到账，我赶过去，假装是女孩的大学老师做家访，跟他讲我亲戚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两三个小时，她父亲醒悟了，钱也被追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