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便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烟火气。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间,是一条条狭窄的街道,略显窄仄的小店一家家挨在街道两旁,潮湿温热的小巷间氤氲着各种味道:海产干货的咸腥味儿,西式糕点的甜香味儿,港式茶餐厅中飘出来的阵阵家常味儿。

与蔡澜约访的地点便在这样一条弥散着生活气息的小巷。临街的高楼外镶着一条通向二楼的窄梯,沿着梯子上去,穿过略有些阴暗的走廊,打开厚重的大门,竟是别有洞天。

这是一家老式的香港大排档。一间200多平米宽敞的大厅里,靠墙开了十来家小吃店。老式装修的门脸上挂着有些发旧的招牌,下面显眼的地方用大红的纸贴着各家的招牌菜。大厅中间是一张张白色的大圆桌,桌面隐隐泛着岁月的淡黄色。

正值上午,食客不多。蔡澜显然是这里的常客,熟络地跟小吃店老板打招呼,不一会儿便张罗了一桌香港最传统的美食。

蔡澜

  人间烟火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小时候妈妈做的一道美食。那是一只生的螃蟹,很多膏。妈妈把它洗干净把壳打开,拿酱油浸,然后再把豆瓣酥捣碎了撒在上面,再淋一点点白醋,就这样生着吃。”

人称“食神”的蔡澜一直认为,最好吃的菜,是妈妈的菜。

蔡澜的母亲是一个巧妇,菜烧的很好,家里的奶妈手艺也好。两个大人在厨房里忙得焦头烂额时,调皮的蔡澜常常会钻进厨房“学艺”。

小时候一生病,母亲常会带蔡澜到一家名叫“杏生堂”的中药局看医生。中药虽苦,但蔡澜却对喝药之后的加应子、陈皮梅、杏脯格外期待。从杏生堂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个菜市场,那里总有一个中年女人挑着担子,担子上摆着五颜六色的小食,那是蔡澜老家潮州的味道。

“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蔡澜写道。而母亲带给蔡澜的,不仅仅是食物的记忆,还有人间烟火气。

蔡澜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校长,却没有丝毫文人的清高。“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在战争时期一家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她可以去采树上的芒果,拿醋、糖腌制以后再卖给人家。”

经历过战乱岁月的母亲时时教导蔡澜要学会很多“求生的本领”。“任何东西学到你变成专家了,你就可以拿它赚钱求生。你越多这种作为专家的本事,赚钱就越多,就不用担心生病或老去,因为你有钱嘛。”

也许正是因此,如今蔡澜的名字前面被冠以很多名号:电影人、美食家、专栏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商人……

蔡澜

  杂家 玩家

蔡澜对于电影的热爱,真的是浸透到骨子里的。

蔡澜的父亲是新加坡一家戏院的经理,同时也负责邵氏电影公司的部分宣传工作。从小在戏院长大的蔡澜曾经一度认定电影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当时日本的电影工业很发达,蔡澜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时,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可以接任。”蔡澜于是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

那一年,蔡澜才16岁。

“那么年轻,心里有一些忐忑吗?”记者问。

“也没有,那时还年轻,就想着人家叫你做,好啊!”蔡澜笑笑,虽已白发苍苍,眼中却依旧现着年轻时的爽朗。

蔡澜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要应酬当时日本的五大电影公司,经常被灌醉。”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调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制作。在《城市猎人》《福星高照》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蔡澜做电影也是以“玩家”的心态。“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大玩具’,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重现当年最好的酒菜。女人就让她们穿最好的旗袍,这些我会很考据的。”

后来蔡澜开始撰写专栏,也并不单单只是美食,游历见闻、鱼虫花鸟、甚至情感问题都是他信手拈来的题材。创作高峰期,他每天不止写一篇。“我不断地旅行,在旅行中间已经收集素材,在考虑下一篇要写什么,所以没有思路枯竭这回事。”

蔡澜写美食专栏写出了名气,从“玩家”“吃”成了行家。随后,他又和电视台合作推出多档美食节目。还与央视合作,成为曾经风靡一时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蔡澜曾经参与制作了TVB推出的特别节目《十年》。

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日深,蔡澜还在淘宝开起网店,专卖自家“研发”的食品,并经常到内地与读者交流心得。“那些城市高楼大厦建的很好,大家都富起来更好。”

来的多了,蔡澜不免常常被问起最喜欢内地的哪道菜。“开水煮白菜,”蔡澜说,“开水白菜的清汤代表着川菜的最高境界。”

蔡澜对待工作却从未以“玩”的态度:别小看吃吃喝喝这件事,看起来稀松平常,但要想吃出门道儿,吃出深刻的道理,一定要花很大气力,要有一种“职人精神”。

他写美食专栏,要吃四五家馆子才会写一篇。文章写好后,自己先校对两三遍,编辑排好版后,还要求编辑把排好的版面给他看,确保在适当的地方留白,没有半个多余的字。

当别人问起蔡澜如何能够同时做好这么多工作时,他若无其事地笑笑:“我睡觉很少的。”

蔡澜

  快乐教主

蔡澜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宋朝人蔡持正的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寥寥数字,便勾勒出一派风轻云淡、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

蔡澜自诩为快乐教教主。初见蔡澜,记者便注意到他身上挎着一个黄色布袋,金黄色的缎面上,绣着喜笑颜开的佛爷形象。“快乐教主。”蔡澜见记者端详他的黄布袋笑道。这个布袋,几乎是蔡澜外出时从不离身的。

美食、美人、美景,蔡澜的一生真可谓色彩斑斓,羡煞旁人。蔡澜也一向以笑脸迎人。“跟蔡澜相处过的人都认同,当他出现,就知道是时候放松。”蔡澜的老友、同为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这样评价他。

但蔡澜在专栏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话却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华正茂的蔡澜却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期”。彼时,正是香港电影的繁荣期,蔡澜监制的电影在香港,甚至东南亚各国的银幕上大热,蔡澜的内心却经受着煎熬与痛苦。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还要不要从事电影行业”。

“电影是一群人的智慧集中在一起完成一部作品。现在却把电影说成是某某人的作品,就将其他人的贡献全都抹杀掉了。我认为不大公平,也不想要这种团体工作。”蔡澜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写字与篆刻,却依然无法抛却渗透到血液里的电影情结。他在这个行业又坚持了20年。

“没办法,太爱了嘛!”即使在记者短暂的采访中,蔡澜也两次提及自己对电影的热爱。

“我也有很多痛苦,我怎么办?我就把我的痛苦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再用一个铁链把它捆绑起来。捆绑了以后搬到大海,“当”一脚把它踢下去。”

金庸在《蔡澜作品集》的序文中写道:“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而这“一笑置之”背后的心酸,却又有几人能够体味。

采访后闲聊,记者问:“很多人羡慕您的人生,您这一生有什么遗憾吗?”

蔡澜没有思索,随口而出:“有,当然有。美好的东西三世人也吃不完,美好的地方三世人也去不完,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知足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