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便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烟火气。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间，是一条条狭窄的街道，略显窄仄的小店一家家挨在街道两旁，潮湿温热的小巷间氤氲着各种味道：海产干货的咸腥味儿，西式糕点的甜香味儿，港式茶餐厅中飘出来的阵阵家常味儿。
与蔡澜约访的地点便在这样一条弥散着生活气息的小巷。临街的高楼外镶着一条通向二楼的窄梯，沿着梯子上去，穿过略有些阴暗的走廊，打开厚重的大门，竟是别有洞天。
这是一家老式的香港大排档。一间200多平米宽敞的大厅里，靠墙开了十来家小吃店。老式装修的门脸上挂着有些发旧的招牌，下面显眼的地方用大红的纸贴着各家的招牌菜。大厅中间是一张张白色的大圆桌，桌面隐隐泛着岁月的淡黄色。
正值上午，食客不多。蔡澜显然是这里的常客，熟络地跟小吃店老板打招呼，不一会儿便张罗了一桌香港最传统的美食。
人间烟火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小时候妈妈做的一道美食。那是一只生的螃蟹，很多膏。妈妈把它洗干净把壳打开，拿酱油浸，然后再把豆瓣酥捣碎了撒在上面，再淋一点点白醋，就这样生着吃。”
人称“食神”的蔡澜一直认为，最好吃的菜，是妈妈的菜。
蔡澜的母亲是一个巧妇，菜烧的很好，家里的奶妈手艺也好。两个大人在厨房里忙得焦头烂额时，调皮的蔡澜常常会钻进厨房“学艺”。
小时候一生病，母亲常会带蔡澜到一家名叫“杏生堂”的中药局看医生。中药虽苦，但蔡澜却对喝药之后的加应子、陈皮梅、杏脯格外期待。从杏生堂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个菜市场，那里总有一个中年女人挑着担子，担子上摆着五颜六色的小食，那是蔡澜老家潮州的味道。
“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蔡澜写道。而母亲带给蔡澜的，不仅仅是食物的记忆，还有人间烟火气。
蔡澜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校长，却没有丝毫文人的清高。“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在战争时期一家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她可以去采树上的芒果，拿醋、糖腌制以后再卖给人家。”
经历过战乱岁月的母亲时时教导蔡澜要学会很多“求生的本领”。“任何东西学到你变成专家了，你就可以拿它赚钱求生。你越多这种作为专家的本事，赚钱就越多，就不用担心生病或老去，因为你有钱嘛。”
也许正是因此，如今蔡澜的名字前面被冠以很多名号：电影人、美食家、专栏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商人……
杂家 玩家
蔡澜对于电影的热爱，真的是浸透到骨子里的。
蔡澜的父亲是新加坡一家戏院的经理，同时也负责邵氏电影公司的部分宣传工作。从小在戏院长大的蔡澜曾经一度认定电影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当时日本的电影工业很发达，蔡澜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时，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可以接任。”蔡澜于是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
那一年，蔡澜才16岁。
“那么年轻，心里有一些忐忑吗？”记者问。
“也没有，那时还年轻，就想着人家叫你做，好啊！”蔡澜笑笑，虽已白发苍苍，眼中却依旧现着年轻时的爽朗。
蔡澜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要应酬当时日本的五大电影公司，经常被灌醉。”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调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制作。在《城市猎人》《福星高照》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蔡澜做电影也是以“玩家”的心态。“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大玩具’，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重现当年最好的酒菜。女人就让她们穿最好的旗袍，这些我会很考据的。”
后来蔡澜开始撰写专栏，也并不单单只是美食，游历见闻、鱼虫花鸟、甚至情感问题都是他信手拈来的题材。创作高峰期，他每天不止写一篇。“我不断地旅行，在旅行中间已经收集素材，在考虑下一篇要写什么，所以没有思路枯竭这回事。”
蔡澜写美食专栏写出了名气，从“玩家”“吃”成了行家。随后，他又和电视台合作推出多档美食节目。还与央视合作，成为曾经风靡一时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蔡澜曾经参与制作了TVB推出的特别节目《十年》。
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日深，蔡澜还在淘宝开起网店，专卖自家“研发”的食品，并经常到内地与读者交流心得。“那些城市高楼大厦建的很好，大家都富起来更好。”
来的多了，蔡澜不免常常被问起最喜欢内地的哪道菜。“开水煮白菜，”蔡澜说，“开水白菜的清汤代表着川菜的最高境界。”
蔡澜对待工作却从未以“玩”的态度：别小看吃吃喝喝这件事，看起来稀松平常，但要想吃出门道儿，吃出深刻的道理，一定要花很大气力，要有一种“职人精神”。
他写美食专栏，要吃四五家馆子才会写一篇。文章写好后，自己先校对两三遍，编辑排好版后，还要求编辑把排好的版面给他看，确保在适当的地方留白，没有半个多余的字。
当别人问起蔡澜如何能够同时做好这么多工作时，他若无其事地笑笑：“我睡觉很少的。”
快乐教主
蔡澜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宋朝人蔡持正的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寥寥数字，便勾勒出一派风轻云淡、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
蔡澜自诩为快乐教教主。初见蔡澜，记者便注意到他身上挎着一个黄色布袋，金黄色的缎面上，绣着喜笑颜开的佛爷形象。“快乐教主。”蔡澜见记者端详他的黄布袋笑道。这个布袋，几乎是蔡澜外出时从不离身的。
美食、美人、美景，蔡澜的一生真可谓色彩斑斓，羡煞旁人。蔡澜也一向以笑脸迎人。“跟蔡澜相处过的人都认同，当他出现，就知道是时候放松。”蔡澜的老友、同为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这样评价他。
但蔡澜在专栏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话却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华正茂的蔡澜却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期”。彼时，正是香港电影的繁荣期，蔡澜监制的电影在香港，甚至东南亚各国的银幕上大热，蔡澜的内心却经受着煎熬与痛苦。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还要不要从事电影行业”。
“电影是一群人的智慧集中在一起完成一部作品。现在却把电影说成是某某人的作品，就将其他人的贡献全都抹杀掉了。我认为不大公平，也不想要这种团体工作。”蔡澜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写字与篆刻，却依然无法抛却渗透到血液里的电影情结。他在这个行业又坚持了20年。
“没办法，太爱了嘛！”即使在记者短暂的采访中，蔡澜也两次提及自己对电影的热爱。
“我也有很多痛苦，我怎么办？我就把我的痛苦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再用一个铁链把它捆绑起来。捆绑了以后搬到大海，“当”一脚把它踢下去。”
金庸在《蔡澜作品集》的序文中写道：“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而这“一笑置之”背后的心酸，却又有几人能够体味。
采访后闲聊，记者问：“很多人羡慕您的人生，您这一生有什么遗憾吗？”
蔡澜没有思索，随口而出：“有，当然有。美好的东西三世人也吃不完，美好的地方三世人也去不完，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知足是应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