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彭燕辉和阿明第一次见面约在了肯德基。彭燕辉还记得，阿明不像其他求助者，在公开场合他没有刻意压低声调，也不会在谈话中左顾右盼。
“他眼神很坚定，逻辑也很清晰。”彭燕辉对阿明的第一印象很深刻，“他做过很多功课，一看就是很认真对待这个案子的样子。”
彭燕辉见过很多因为被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就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但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离开。对他们来说，自卑，对隐私公开的恐惧，对诉讼缺乏信心，都让他们和维权间保持着“安全”距离。更多时候，他们宁愿生活在阴影里，只要不被发现自己不愿被看到的一面。
他认识一个在大学教法学的教师，因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被学校开除。他清楚学校这么做是违法，但还是默默接受了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另外一所学校，祈祷着体检来得慢一点。
彭燕辉清楚，国内有着同样遭遇的感染者成千上万。但自从2010年我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诉讼后，迄今类似案件不足10起。这为数不多的几起案件多以感染者败诉收尾，剩下的要么调解，要么干脆直接不予立案。此前唯一一起判决感染者胜诉的案件，也只是以普通的劳动合同纠纷结案，法院没有支持原告因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被侵权的诉求。
阿明的决定让他成为广东省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的当事人。在互助群里，有人鼓励他，“你很勇敢，我们永远支持你。”也有不少人说一些丧气的话，“自己得了病还抛头露面”，“告也告不赢”。
与律师邱恒榆见面后，阿明更加确信了自己被违法侵权的事实。
用人单位要求阿明“离岗休息”的唯一依据是《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而这一办法是原卫生部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制定的。在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后，就将艾滋病排除在“需要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甲类传染病”外。
在2004年修法的草案说明里，也明确了“将原来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艾滋病改为按照一般乙类传染病管理”。这意味着，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里，艾滋病和乙肝属于同一种管理方式。
“《实施办法》与上位法《传染病防治法》相抵触，所以不能适用，这对于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而言是个显而易见的结论。”邱恒榆在一审的上诉书中写道。
2016年4月，阿明先申请了劳动仲裁，但他的意见没被采纳，仲裁结果“几乎是按照用人单位的陈述写的”。
“虽然有输掉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输得这么彻底。”阿明笑笑说，这次仲裁结果让他有些后怕，“这么明显的法律适用问题都不考虑，那作出什么样的裁决都有可能了。”
打击不仅于此。案子递到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后，法院虽然支持了他们“艾滋病感染者不应被隔离治疗”的诉求，但却认定单位要求阿明“离岗休息，工资福利照发”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事项”，以没有侵害劳动者权利为由，判决阿明败诉。这是今年2月24日的事情。
连续两次失败也让阿明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他几乎就要相信自己会像之前的那些判例一样了。
如今再回忆起这漫长的诉讼，他也说不清自己走下去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有时在互助活动里，看到“沉默的大多数”，他忽然想为那些同命人发声。有时看到律师和支持者认真的样子，他又会觉得自己在被推着走。
不管动力来自哪里，他都确信一点，如果家人反对，这条路他半步都走不出。
阿明是在被“离岗休息”后的那个寒假，把感染的事情告诉父母的。
那是他回家后的第二天，他把父母叫到身边，说要告诉他们一件事。
“我得了艾滋病。”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平静。
气氛瞬间陷入一片死寂里，父母没有哭泣，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各自低着头不说话。他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一阵狂风暴雨，但父母只是心疼地安慰他：“既然得了病，就好好治疗。”
有时候，爸爸或妈妈会忍不住抱怨一句“你怎么会得这个病？”可往往话没说完，另外一人就会打断这个问句，小心地瞟向儿子，“讲这个干吗？”
父母并不支持他起诉原单位的做法，但也只是每次打电话时问下诉讼的进展，然后就不再说什么。
“他们害怕影响我跟单位续约，另外他们担心这个太浪费精力，必输的官司会打击到我。”阿明停顿了一下说，“他们是情感上支持我，理性上反对我。”
但对他来说，这样的支持已经是他往前走的巨大动力了。他曾去广州的传染病医院做过志愿者，在那里他见到过感染艾滋病病毒后被父母抛弃的病友，“扔下两千块钱，就再也不见了。”
彭燕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很多父母都接受不了子女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事实。有人把孩子隔绝开，有人干脆把孩子关起来。
“本来感染者就比较绝望、自卑，心理很脆弱，家人如果再不支持，很多就成孤魂野鬼了。”在接触不少感染者后，彭燕辉说他见识了太多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