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前，2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到大耒山学习萤火虫从生到死的秘密。
萤火虫成虫在水边或者岸上产卵，水质不好的话，卵就很难存活。但是农村因为使用农药化肥，水质早已大不如前。这也是萤火虫在农村骤减的一个原因。
付新华对萤火虫的生存现状不太乐观。如果说萤火虫栖息在一张黑暗的地图上，黑暗地图在近几年的城市扩张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被点亮，那些被点亮的地方，便不再会有萤火虫。点亮的速度越快，预示着萤火虫消亡的速度越快。
“我们的工作就是和萤火虫栖息环境破坏的速度赛跑。”付新华说。
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全曾对我们国家萤火虫的生存现状总结道，城镇化的地方肯定是灭绝了；偏远地区的农村正在消失的路上；而在无人涉足过的森林里，我们不清楚。
艰难的研究
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萤火虫有2000多种，但是中国已知的仅有100多种。2014年，付新华将其中的60多种集结，出版了第一本《中国萤火虫生态图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全的萤火虫种类的资料。
让李学燕感到紧迫的现状是，我们国家并没有对萤火虫做过全面的统计，萤火虫因为人为因素减少多少，不清楚；哪些种类已经消失了，更难说。在整个物种和数量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李学燕认为说萤火虫“灭绝”不太合适。
为什么不能系统统计萤火虫的种类？付新华表示，生物多样性调查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给萤火虫定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找：“有时候你听说一个地方很多，等你去了，那里的萤火虫没有了，我们有心无力。”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生张佳庆也表示，野外采集昆虫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也是昆虫研究最基础的工作。通过野外采集，回实验室进行鉴定、定种，在学术界称为“分类”。
“野外采集范围很广，有些采集难度很大，我们学院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做一种昆虫的分类工作，但是至今为止也没有采集全。”张佳庆说。
在昆虫界，萤火虫被认为既非益虫、亦非害虫，因此，它在科研领域并非主流。我国近20年才慢慢开展萤火虫分类的工作。
李学燕回忆，十多年前她想做萤火虫发光领域的研究，“但是当我进入这一块后，发现我们国内连种类都没法搞清楚。”此后，她的科研方向就变成了两个，一个是萤火虫分类，一个是萤火虫发光研究。
当时国内的萤火虫分类几乎一片空白，她只能去借鉴台湾的。还有一些重要资料只有国外有，她通过关系把这些资料一张一张拍下来再传回国内，“当时的成本是十块钱一页”。
给萤火虫分类研究的科研经费也不多。付新华称，最初几年的研究根本申请不到经费，全国各地采集的费用全部是自己垫付，因此“常常感到捉襟见肘”。
直到最近几年，他的研究才得到重视。据称，付新华已经拿到几笔来自国家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科研经费。
农村里的试验场
2014年起，付新华在湖北咸宁大耒山桥口村发现了萤火虫，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大耒山一直没有被开发。他决定将桥口村的环境保护起来，做成萤火虫栖息地。
付新华流转了村子的一部分土地，在那片土地上，种植水稻，不准施化肥、打农药，村里不能安装路灯，河道不准丢垃圾。
“不让打除草剂，稻田除草就只能靠人工，可是现在谁还想下地除草？所以刚开始会有村民偷偷打农药。”桥口村村主任徐金淇告诉新京报记者。此外，因为萤火虫怕光，桥口村至今没有装路灯，山路狭窄曲折，夜晚行走不太方便，村民对此埋怨最多。
不过，在付新华和徐金淇的规划版图中，桥口村的路灯将来会有，建成后将是两排不影响萤火虫发光的荧光灯。他们也将让村民加入栖息地的建设中，其中已经付诸实践的一个尝试是，他们将萤火虫栖息地生长出来的无农药水稻进行包装，销售无公害大米。
栖息地保护是付新华在桥口村施展自己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还将在这里打造萤火虫科普教育基地。桥口村的村民也将被邀请作为科普老师。
在桥口村一处不起眼的厂房里，另一个项目悄悄进行着：萤火虫复育。复育基地只有两个房间，几排架子上整齐摆放着白色水箱，水循环系统24小时不停地给水箱供水，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这里长大。
付新华称，野外萤火虫的成活率只有1%左右，但是通过人工培育的萤火虫成活率能达到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