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所以你从小就生活在“要上大学”的氛围中？
张泽群：其实并不是，我爸妈只是模模糊糊给我指引了一个大方向，但基本上没怎么干涉过我，没给我下达过“一定要上某某大学”的指令，没让我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中学开始，大院里礼堂每周放三次电影，一晚上放两部，我经常泡在里头。别人都在看书、学习时，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老电影。高考恢复后，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不考大学没有出路”的观念，但爸妈从没逼我去学习，有时我爸还会主动去帮我拿电影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得非常愉快，成了老电影的“骨灰粉”，为此我特别感谢我爸妈。
新京报：除了看电影，中小学时还有什么经历？
张泽群：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从我小学开始，学校里就有宣传队，很多孩子小学时还参加，上中学后就陆续退出了，但我还愿意参加。有天晚上我和我爸说在学校复习功课，其实是偷偷跑去排练节目了，我爸知道后也不骂我，只是说：“你要是喜欢排练就去，又不是干什么坏事儿，不用撒谎。”
初中时，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学，开始看更高年级的课本。我仍旧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后来才慢慢感受到。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
张泽群：1981年高一要结束时。那时候高中只读两年，高二就要面临分班、高考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成绩真的落下了，已经跟不上其他同学。我开始准备复习，到了高二最后一个学期，我17岁，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学了，才开始想：将来怎么办？
周围有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只能进入街道或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社，等待分配工作，说白了就是瞎晃悠。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没有一份固定工作。等到我也可能面临这种状况时，才有点慌了。我就是不想在社会上瞎晃悠。
谈四次高考
“第三次高考失败后差点放弃”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报考北京广播学院？
张泽群：我知道文化成绩不行，就开始想着“走捷径”，或者能上个大专也知足了。我尝试过“招飞”，结果第一次体检就不合格，原因是没见过色谱被判色弱。回家后我哭了一场，一扇门被堵上了。
后来，班主任拿着广播学院播音系的招生通知找到我，觉得适合我，一是艺术类考试对文化成绩要求不高，二是我平时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喜欢朗诵，作文也写得好，他觉得在那里能圆我的大学梦。
当时我没听过这个大学，也不知道播音系是干吗的。老师说，你听那些电台，就是念报纸播音的。我想，念报纸也能上大学啊？别的艺术特长我没有，念稿子的能力我倒是有，于是就报考了。没想到，一考就是四年。
新京报：一共参加了四次高考？
张泽群：1982年我17岁，头一回考北京广播学院，首先是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面试，那时候真不知道播音是什么，以为越大声越好，对着准备好的新闻稿喊了一遍。主考老师说，这孩子还小，还在变嗓儿呢。就没下文了。但是那个面试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静的屋子，桌上铺着绿色的金丝绒，上面一个台灯，台灯旁边一个话筒，很庄重、很神圣。我想，以后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真不赖。
回去后准备普考，1982年7月31号，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出来，395分，我考了295分，整整差了100分。我和我爸说要复读，觉得自己不是笨，只是没用功。1983年第二次高考又失败了，因为之前一直学理科，文科知识准备不足；1984年，觉得复习得也不错，信心满满去参加专业面试，没想到，感冒了。面试老师一听我声音，就没通过，还说我不合适学播音。我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我该怎么办？
1985年，我还是咬牙去考了，终于考上了。我那些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有的都快大学毕业了。
新京报：考了四次，期间有没有想过放弃？
张泽群：第三次高考失败后，我几乎已经决定放弃考大学了。院里的老头老太太见着我，都会开玩笑说：“呀，‘大’学生回来了！”他们不喊“大学生”，故意把“大”字音拖得老长，嘲笑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当学生。也有人议论：老张家的孩子，怎么天天在家吃白食？我整天在家给爸妈做饭，也不敢出门，心理压力很大。
1985年的春天，我去找了一份工作，在平顶山市广播电台做播音员。虽然每天播的都是天气预报之类的小稿子，但终于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也算有些慰藉。当时就想着上个电大，这样也能实现理想。
工作了两个月后，我去了一趟洛阳，正好洛阳广播电台办了个培训，请来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高蕴瑛老师，这位老师知道我已经考过三次，就问我：“你要不再考一次？”我犹豫了挺久，因为我当时已经有工作了，但最终还是遵从内心，偷偷跑到北京报名。这一次考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