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牛山下的稻田,按照规划,未来这里将变成一片人工湖。中国青年报袁贻辰/摄

困牛山下的稻田,按照规划,未来这里将变成一片人工湖。中国青年报袁贻辰/摄

胡玉龙觉得,过去的4年好像“被蒸发了”。

4年前,当他从外地返乡时,是奔着村里一个美好的蓝图去的。家人告诉他,有旅游公司的老板看上了村子的溶洞、天坑、温泉和喀斯特山群,预备打造成景区。兴奋坏了的胡玉龙停下刚刚起步的运输生意,开着那辆“十几年打工挣来的”卡车回了家。这个见过真正大景区的中年人盘算着,先用车子运输水泥挣钱,接着把地拿一块出来修农家乐。

他深信不疑,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不用再外出务工,守着孩子和老人也能挣大钱,再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机遇了。

然而,4年过去,他的两层小楼拔地而起,车子却蒙上了厚厚的灰,旅游景区的种种设想也从规划图纸上彻底消失。唯独他,日复一日还等待着动工的消息。

在他看来,没有比眼下更“两败俱伤”的局面了--开发商撤资,前期规划和投资打了水漂;村民的愿望落空,不少返乡者守着老屋黯然神伤;最重要的是,4年时光一晃而过,仿佛被凝滞了一般。

这是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的塘山村。一场“失败”的旅游扶贫实践一度让村里走不出“阴影”,村支书安德礼伤心于村民的“目光短浅”,非要坐地起价抬高土地流转的价格。可村民也反感当初粗暴一刀切的沟通方式,不少人还没考虑清楚“地没了人咋办”就被急匆匆拉上了非签不可的谈判桌。

双方都用了4年去消化这个失去的机遇。有村民逐渐醒悟开发的真正意义,一些人还自发去维护溶洞。而为此事忙前忙后的安德礼,甚至保留着昔日的规划图纸和公司招牌。他用这些东西来时时警醒自己,“塘山村绝不能错过第二次机遇”。

村支书安德礼在查看地下溶洞。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袁贻辰/摄

  村支书安德礼在查看地下溶洞。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袁贻辰/摄

“你如果蛮干,我们农民也会蛮干”

这个“千载难逢”的开发机遇几乎是安德礼用双脚跑出来的。在水务局对塘山村的温泉进行勘测后,他动起了心思。这个曾在深圳打工18年的中年人,学习时髦的年轻人,给村里的溶洞、天坑、形似“两只被困住的牛”的山峰(以下简称“困牛山”)一一拍照、摄像,还写了长长的规划和介绍。

经勘测,塘山村的温泉最浅距地表80多米。温泉四周包裹着困牛山,再远一点就是被钟乳石填满的地下溶洞,他简单步行测量过,“要走快俩小时才到头”。再远一点的位置则是好几个直线落差几百米的巨型天坑,飞鸟掠过,悬崖峭壁上长着各种植物,郁郁葱葱。

前前后后,他开着那辆前车灯摇摇欲坠的吉普车,往返县城、州府所在地兴义市和村子,托朋友见领导和老板。很快,他等来了机会。一位老板在考察半年后,决定投资,项目书上预算那一栏的数字让安德礼心动,2.2亿元。

他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了村民。在他的设想中,未来,村民可以开农家乐、餐馆和旅馆。他甚至打算让一些妇女去学习刺绣,未来在景区售卖手工艺品。

听到消息的塘山村热闹了。这个拥有3388人的村子是典型的西南农村,藏在深山里,土地长在石头缝间,青壮年劳力纷纷携家带口外出务工。但开发旅游景区的消息迅速唤回了这些男人,方钦和胡玉龙就在其中。

方钦的小算盘和胡玉龙一样。他买了一辆车,打算为修建人工湖运输泥巴,“最起码得搞一两年吧。”这个年轻人和十几个同乡一道,干脆地离开了工地。回到家乡的他很喜欢凑到村委会,那里张贴着开发规划图纸,在那张图纸上,他觉得自己看到了金子。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开发进程很快被意外打断。

问题来自村民,按照规划,旅游区计划征用300余亩土地,共涉及90余户人家。旅游区确定的土地流转价格是2.8万元一亩,但这个价格却没得到村民的认可,30多户人家成了“钉子户”,有人放话,“至少几十万元才行。”

安德礼气坏了。他试图给这些村民讲道理,“地是你的没错,但不能开发,这地就一文不值。”

方钦的叔叔方录辉没有听进这一番言论。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至今提起当初的沟通还是生气,“太强硬了,太蛮干了。”

这个老人说,对方把价格定死,没一点商量的余地,自己老了,再过两年就没有劳动能力了,而自家的地又在村里最肥的一片平地上,有些犹豫也是难免,可对方就急匆匆地让他决定,让这个花甲老人签协议,“他们的意思是,你给地他们要了,不给地他们也要,可能都觉得我们农民文化少,都是文盲好欺负”。

“你如果蛮干,我们农民也会蛮干。”撂下这句话后,方录辉拒绝签订土地流转协议。

在这个老人看来,自己并不是真的打算漫天要价,而是还没想通土地流转后自己的生活咋办。也许,自己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考虑,需要对方多一点耐心的解释。

双方不欢而散。土地流转的事情断断续续扯了一段日子,老板的耐心一点点被磨光,扔下一句“这些农民有福都不会享”后,他撤资了。旅游公司很快消失了,唯独它们的招牌--几个鎏金大字,还直愣愣留在原地。

方钦也愣了。他一直以为,“这么大的项目还能说不搞就不搞?”当初,村里的年轻人大多甚至没把这场扯皮当回事,他们都等着双方把价谈妥,然后开工。直到旅游公司抛下规划、图纸和那么多已经签订的合同离开时,这些从外地专程回乡的男人慌了。

最伤心的人是安德礼。他说:“是你们自己放走了一块到口的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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