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高考来时路
——写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
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一根“指挥棒”改变了中国。40年来，高考伴随着民族的记忆，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变革；40年来，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通过高考走进了另一种人生。
而在这40年间，改革的步伐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既有技术方面的改进，也有制度方面的革新，体现了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回顾高考40年的改革历程和实践探索，留给后人的是充满智慧的经验和无比宝贵的借鉴。只有正确认识高考改革对社会变革的促进作用，才能为我国高考改革的推进，拓展无数新视角，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路。
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图为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新华社资料图
“特价高考房”“带空气净化器”……一些临近学校的酒店，纷纷打出这样的字幕牌，预示着一年高考季的来临。
对《水利学报》主编程晓陶来说，40年前的那场高考可没有如此贴心的服务。1977年，身处三三○工程局的他，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内心激动不已。他曾经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上大学的机会。
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1977年他参加高考之后，焦急等来的，却是单位领导的道歉。工程局接到省招生办的通知，要补交其家庭的政审材料，但时间已来不及，以致那年他的成绩因材料不全而作废了。1978年，他再次参加高考，如愿成为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78级的一名学生。
“1977年刚恢复高考，许多高校准备不及，77级的考生是到1978年春天才入学的，我们入学时间只比他们晚了半年。”程晓陶对科技日报记者说道。
高考改变命运一家6姐弟圆大学梦
时间拉回到上世纪60年代。母亲是大学老师，父亲是省直机关干部，虽然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但是程晓陶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
1969年冬，初一才上3个月的程晓陶跟随父亲一块“下放”到五七干校。父辈们在田间劳作，半大的孩子们也跟着摘棉花、放牛。时间一长，家长们有意见了：大人下放劳动改造，孩子们可不能就这么荒废了，要给孩子们办学校。经过一番努力，干校同意从下放干部中抽人出来给孩子们上课。
当时干校的条件十分简陋。晴天，学生们自带小板凳围坐在树林里，老师把黑板挂在树杈上讲课。雨天，大家便挤在干校食堂里点上汽灯学习。“尽管开始条件简陋，但抽来教书的老师们都特别优秀、敬业。4年的干校中学，给我打下了较好的学习基础。”程晓陶说道。
高中毕业后，因为上学无门，1973年春天，程晓陶走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在农村接受了两年半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他通过招工进入三三○工程局，成为综合厂钢筋车间一名普通工人。
恢复高考头年，除了最小的弟弟外，程晓陶家有5姐弟同时报考。当时，他和姐姐是工人，妹妹和两个大点的弟弟是插队知青。高考复习时最难的是，课本早丢光了，也没地方买。程晓陶的母亲和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们编写了一些复习资料，每次母亲都用复写纸一式五份地抄好，邮寄给分散在各地的子女们。
在那样特殊的年月里，每每收到母亲寄来的手抄课本和练习题，程晓陶都视为珍宝，一遍遍地演算复习。他当时是车间的文书，住在厂区办公室里，前后都是生产车间。加工钢筋的空压机噪音很大，他由此练就了一番在巨大噪音中充耳不闻、全神贯注的学习本领。以至于回来后母亲有时叫他不应，还以为是有了耳背的毛病。
1977年高考后，程晓陶的姐姐、妹妹和大弟相继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其后78、79年，他和五弟也如愿以偿，两年后高中毕业的小弟考上了大学。“高考改变了我们一家6姐弟的命运。”程晓陶感慨不已。
时至今日，尽管高考一路走来伴随诸多争议，但在程晓陶看来，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给了许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改变命运的机会。
